丘吉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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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队……难道英国的绅士们都猎狐作乐吗？为什么派出一支英国轻骑兵呢？
第一部 雄心第3节 骑兵中尉和战地记者（5）
对温斯顿的这些看法，在伦敦、甚至在《晨邮报》内部撰稿者中间，引起了一些批评，军事史家斯宾潘·威尔金森，一位《晨邮报》有关这次战争战况的首席分析员，认为需要派出２５万军队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尽管事实上最终证明温斯顿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还有一些人被温斯顿所含蓄表示的布尔人强过英国士兵这一说法所激怒。一些批驳者甚至给他来电说：“我们这里最要好的朋友希望你不要再继续干这种使自己出洋相的的傻事了。”尽管这样，温斯顿还是相信他自己对形势的分折是正确的，并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他所说过的话，到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军职。这个团是在“开普殖民地”进行招募而组建起来的。当时，《晨邮报》仍继续付给他薪水，部队同意他不领津贴，但有某种自由，继续履行他作为一名记者所承担的职责。
此后两个月，南非轻骑兵团在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布勒不是一位称职的指挥官，但在温斯顿发出的报道中从未横加非议，这是因为，布勒与在苏丹任职的基奇纳不同，他和温斯顿处得很好。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安排，温斯顿才得以找到一个军职。此外，温斯顿也参加这个团的军事生活，同敌人进行没有重大伤亡的小规模作战。在战斗中，“我们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十分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得异常充足。”他给《晨邮报》写了好些战事报道，由于这里没有花钱的地方，他的薪饷就在国内积蓄起来，温斯顿还给弟弟杰克在这个团找到一个军职，杰克当时已１９岁，兄弟俩在一起仅生活了几个星期，杰克的腿部就受了伤。温斯顿把他送回德班，正巧，医疗船“缅因”号到达这里，杰克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第一批伤员中的一个。他妈妈伦道夫夫人也随船从英国赶来。“缅因”号医疗船主要是由伦道夫夫人倡议在美国集资装备起来的。在这期间，布勒最终解除了莱迪史密斯被围的局面，温斯顿随同第一批部队进入市内。“在布满用马口铁皮作屋顶的建筑物的弹痕累累的街头，我们见了骑在马背上的乔治·怀特将军，他戎装整齐……晚间，我同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共进晚餐……保存多年令人眼馋的香槟酒一瓶瓶地起开塞子。”
鉴于攻打德兰士瓦的准备工作将旷日持久，温斯顿决定加入罗伯茨勋爵的部队。这支部队已由开普殖民地开拔到奥兰治自由邦。为此，他毫不费力地就从南非轻骑兵团获准离职，但是为取得加入罗伯茨部队的许可却费了一番周折。这位将军讨厌他在《河上的战争》这本书中对基奇纳提出的批评，基奇纳当时任他的参谋长；另外，他也为温斯顿在发给《晨邮报》的报道中提出的尖刻抨击所激怒，认为那是纯粹像随军牧师在战场上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之类的东西。在温斯顿最终被批准进入罗伯茨的司令部之后，他发现这位将军不愿意跟他交谈，并且还时常对他进行审查。然而，这并未过多地妨碍他的行动，这是能够多次采访罗伯茨先头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伊恩·汉密尔顿将军所采取的那些行动，伊恩·汉密尔顿将军早在从印度回国的旅途中就同温斯顿结识，像往常一样，温斯顿也经常跟着参加战斗。有一次和一支侦察小分队执行任务时，差一点被敌人捉住。后来他还穿老百姓的服装，在布尔人的军队最后撤离约翰内斯堡前，骑自行车穿过这个城市；他是首批进入比勒陀利亚的英军中的一员，并满意地看到在曾经关押过他的那个战俘营上空升起了英国国旗。这时已是１９００年６月，敌人的主力已被击溃，主要城镇均被攻占，温斯顿感到可脱身回国了。
他回到英国后不多几天，他妈妈再次结婚了。新郎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苏格兰警卫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与温斯顿同龄，因而比新娘小２０岁，康沃利斯—韦斯特身材高大，面目清秀，不说是富有，至少也有丰厚的遗产——坐落在北威尔士的鲁辛城堡的继承人。他最爱好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他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温斯顿和弟弟杰克则认为，他们的妈妈应有充分的自由去做她自己愿意的事情。婚礼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丘吉尔家族的好些人参加了婚礼，马尔巴罗公爵将新娘交给了新郎。但康沃利斯—韦斯特家族除新郎外没有人出席。现在珍妮的财产同她第二个丈夫的钱财掺合在一起了，因而康沃利斯—韦斯特就不能再从他生气的父亲手中获取大笔补贴。温斯顿很快就发现必须离开军队，伦道夫勋爵的一位老朋友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为他在工业界找到了一份工作。
温斯顿也在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整个青年时代都很少有机会遇到与自己同龄的姑娘，因为他从未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上过学。在桑赫斯特，他同异姓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似乎就说是在伦敦的娱乐剧院拜访过一位女演员的化妆室，在那里接受过这位女演员的一张签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年轻时有过放荡不羁的生活，这或许是由于父亲可怕的厄运使他不这样做。然而，在印度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喜欢的姑娘，名叫帕梅拉·普洛登，是一位英国驻海德拉巴官的女儿。她比温斯顿大几个月，总的说来，温斯顿认为她还是很有魅力的。尽管她在温斯顿于印度服役期满前就回英国去了，但俩人还保持通信联系。１８９８年１１月，温斯顿彬彬有礼地责备她说，他“没有受到爱慕”。１８９９年，温斯顿在奥德姆为补缺选举进行斗争，他远道邀请她参加他的竞选活动，但她谢绝了，温斯顿同意，但认为“这或许将成为一个错误”。帕梅拉结识了另外几位中意的男子，但在她于布伦海姆同温斯顿见面后，温斯顿又满有把握地说，“只要有结婚的可能，她就会嫁给我。”事情看来很清楚，温斯顿感到，只要他仍在战场上冒生命危险，并且手头缺钱，就别想结婚。他在南非的时候，帕梅拉有一段时间经常给他写信，温斯顿的复信似乎很不及时，事情继继续续拖了一阵子，帕梅拉有了另外一个比温斯顿更为热情的求婚者。１９０２年，她在这两个男子之间进行权衡，最后作出决定，嫁给利顿伯爵，他的年龄比温斯顿略小，但无疑更为漂亮。
温斯顿尽管仍是单身一人，但最感迫切的事情是需要争取经济上能够自立，以使自己倾全力从政。他不能再指望家里的资助，他知道，他可以很容易地靠给报刊撰稿或写书来赚钱。１９００年，温斯顿出版了两部书，均是他在南非时写的战地通讯。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题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先出版的是《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和他被俘与逃跑的情况。这本书受到新闻界的热烈赞许，４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发售了１５，０００本。《环球》杂志和《三军联合杂志》都认为，“作者有点儿过分渲染自己”，但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强调指出，他具备作为一名记者的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说，作为一名准确报道他所能观察到的事件的新闻记者，我们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蓓尔美尔杂志》发问道：
还需要再把他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活跃的战地记者的那些才干一一列举吗？他善于把握战况，乐于探索如何使知识变得易于一般人理解所应采取的方式，他描绘逼真，但又不使人觉得只不过是在进行素描，他无畏地陈述自己对战争与政治的见解，却又显得那么自信，有时引人注目，有时妙趣横生，但不管怎样却总是能得分。
所有这些成功使温斯顿开始变得相当富裕，《河上的战争》一书的版税，在南非作为《晨邮报》记者领取的薪水，以及最新出版的两本书的版权使他有了大约４，０００英镑的收入。此后，温斯顿为１９００年的竞选而奋斗，他在奥德姆选区勉强取得了一个席位。１１月，他周游全国进行演讲，又获得了４，０００英镑的收入。正如他所说：“在所有最大的会议厅里都挤满了友好的听众，演讲中还伴以放映幻灯，来展现我所经历的冒险业绩和从俘虏营中逃脱的经过，所有这一切又都镶嵌在这场战争的总的框架之中。”
同年１２月，温斯顿去美国，以期继续干他这一成功的事业，但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每演讲一次，除去花费之外，他自己只能收入５０英镑左右，这一数额只及在英国的一半。在纽约，他的演讲会由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主持，他收入了１５０英镑，但这是最高的数额。温斯顿在加拿大与英国总督明顿勋爵一起过圣诞节。次年１月，他在加拿大自治领内向为数众多的听众发表演讲，但他本人的收入很少，因为他的代理人以固定的数额把组织演讲转包给第三者。虽然如此，在他回国以后，将他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总共已达１０，０００英镑左右。他把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进行投资。这笔钱财足够他几年的生活，在这期间就有可能使他或多或少集中精力投身于政治生涯之中。
第一部 雄心第4节 国会议员（1）
从一开始似乎就明显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会选举保守党作为实现他政治抱负的工具。在１８８０年选择失败和迪斯累里辞职之后，他父亲仍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温斯顿从父亲那里“几乎毫不犹豫地”延用了这一政治策略。丘吉尔家族同樱草会这一保守党的附属团体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伦道夫勋爵是这一团体的创始人。温斯顿本人早在１５岁的时候，已经成为该团体地方机构或分会的成员。他在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是１８９７年在樱草会的巴思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当时正值他从印度回国休假。在发表那次演说的过程中，温斯顿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政府坚定的对外政策和所颁布的劳工补偿法案。当然，这项法案是由他父亲和旁人签署的，但他却只提及了他父亲的名字，以期激发听众的热情。
但在这一切背后，年轻的丘吉尔对于应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自己政治上的立脚点犹豫不决、疑虑重重。诚然伦道夫勋爵从未离开过保守党，但他已经形成的那些政见，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却几乎与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的政策南辕北辙。在伦道夫勋爵最亲密的朋友中，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都同样进行经常的交往，虽然在这些自由党人中，有些人已于１８８６年成为自由党人合并派。他的儿子２１岁时曾听过他的老朋友罗斯伯里勋爵的一次演说，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罗斯伯里勋爵在１８９４年格莱斯顿离职后成为自由党政府的首相。温斯顿曾对他母亲建议，认为罗斯伯里与约瑟夫·张伯伦之间，亦就是自由党与前自由党之间联合起来，对国家将是一件最好的事情。这将创立一个新的核心政党，一方面可以把“芬尼亚运动成员”——这里温斯顿指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清除掉那些“守旧分子”，亦即保守党内非进步分子。他写道：“罗斯伯里和约·张伯伦会成为托利民主党的杰出领袖。”
在印度时读过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使温斯顿更加倾向于自由党的主张，或至少倾向于辉格党的主张。１８９７年初，他为索尔兹伯里显然不愿意帮助克里特岛居民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做法所激怒，他从印度给妈妈的信中写道：“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我的观点刺激了笨蛋虚伪的恐惧心理。但要不是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议会的。实际上，托利民主党肯定会是一个我将置身于它的领导之下的标准的政党。”
但是，按他设想的托利民主党，尽管与他父亲的政治态度极为一致，但却超出了当时大多数保守党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它主张实行普选权、下院议员领取报酬、征收累进税、对陆军的规模实行严格限制。温斯顿尽管曾置身于军界，但同意他父亲的主张，即对一个以海军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支陆军的确是太庞大了。他在《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中所表达的反对在印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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