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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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从未看过勃朗峰，所以他要去领略一下这座山峰，然后返回英国……当他描述就是从海边到格勒诺布尔的这条路，如何成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惟一通道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说，如何萌生出必须为拿破仑写一本书的念头。
同年底，丘吉尔再次出国，访问巴勒斯坦和东地中海地区。在罗德岛，他对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城市面貌及其居民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善，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３６年１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度过的。他被马拉喀什湖所“迷住”，看到了这个湖将成为“蔚蓝色海滨可畏的竞争对手的未来前景”。他看到阿拉伯居民身穿各种色彩的罩袍，感到赏心悦目，“每个农民都是一幅画，每一群人都是壮丽的行列”；他盛赞法国管理机构在改善道路和提供上乘旅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１９３６年夏，丘吉尔再度访问里维埃拉，１９３７年初，他说服了马克辛·埃莉奥特，将她的城堡提供给温莎公爵夫妇，让他们在流浪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住下来。公爵夫妇接受了这一盛情厚意，并且显然很喜欢这座城堡，１９３８年１月，他们在这里同丘吉尔一起进餐。丘吉尔战前最后一次真正的度假是１９３９年２月去安蒂布，他在安蒂布时，克莱门蒂娜恰好在乘莫恩勋爵的游艇在西印度群岛游览，因此他觉得没有兴致再随意到野外去畅游。
显然，丘吉尔在恰特韦尔的生活悠然自得，不仅有很多机会发挥他的组织才能，而且得到个人的消遣。他仍用部分时间参加砌砖劳动，砌了一道围绕菜园的围墙，还盖起一间小屋。他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安装了用炉子加热的设备，即使在天气寒冷的日子，也能请客人在这里游泳。他还修了一个养鱼场，一个池子里养鲑鱼，另一个池子里养金色鲤鱼。此外，还建造瀑布与假山。据他的侄子约翰尼所说，由于他想从事室内装饰这一行当，因而被他的伯父雇来描绘马尔巴罗的战斗场面用以装饰凉廊，“奇形怪状的车辆从威尔士穷乡僻壤气喘吁吁地赶来，装满了从山腰采来的大石头”。另外，丘吉尔没有忘记从事各种农业劳动，他养的猪在伊登布里奇肥猪展览会上不止一次获奖。
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这已为他的家庭成员所谈过。丘吉尔喜欢在床上呆到１１点钟左右，其中包括早晨６点３０分或７点钟到浴室洗脸、刷牙等。干完这件事仍回到床上，阅读各种报纸，甚至连《每日劳工报》都看。然后在床上吃早餐，“菜肴中常备有牛肉”。在床上工作２个小时后，下床去洗澡，之后到庭院散步，或者还要向他饲养的天鹅致意，喂金鱼，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喝一杯苏打威士忌。下午１点用餐，除吃一些必要的食品外，“还备有香槟、葡萄酒、白兰地、雪茄”。午餐后他又开始工作，但在下午５点左右安排一次“茶点”时间，实际上就是喝一杯苏打威士忌，以后在床上休息一个半小时左右。晚餐前他再洗一次澡，洗后梳妆打扮一番。晚餐的情况与午餐相差无几；饭后经常同克莱门蒂娜玩１５子游戏。大概在晚上１１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这是他进行口述的主要时间。他的睡眠时间在一天内从未超过７小时。他一天约抽１５支雪茄，但很少把每支都抽完，若雪茄抽到半截灭了，就不再重新点燃。
所谓“工作”，主要是指口述这件事，而不是写作。他不想让自己的助手动笔起草各章文稿，而是要他们提供原始资料和适当的书籍，以及做了记号或甚至是剪下来的有关章节。在口述中，丘吉尔有一个习惯，即在他将一段话说给秘书听之前，先自己小声说一遍，理顺思维。他的演说、文章和书籍都是经过这一过程搞出来的，因此他的书常常篇幅很长，而且在形式上作过某些修饰，这就并不令人奇怪了。一本书的口述稿打出来，作者觉得满意后，就由出版者送交印刷者手中，然后打出６份校样，丘吉尔将这些校样分送给物色好的友人和顾问手中，征求他们的意见。打成校样的文稿比以前的原稿会有很大改动，在出版前还要作进一步的修改。丘吉尔极其重视事实的准确性，决计要在最后尽可能的时间内，将英国版本的错误清除掉，当然不一定非得要求美国版本也是如此。因为他写书写得非常快，往往在论据没有搜集完全以前就开始口述，所以在校样阶段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修改。阿什雷曾描述过他口述的过程：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当我为他工作时，工作室通常指他的卧室，一阵阵地喷着雪茄的烟雾，秘书耐心地用她最好的皮特曼速记法打下来。偶尔他会说‘抹去重来’。有时他停顿下来……在其他情况下，他的想象力促使他一气呵成，毫不停顿。
丘吉尔这种日常生活习惯，在周末或有朋友来访时，并不完全能遵守。但他现在很少有什么老朋友来往，进行他所习惯的长达几小时的谈话。最大的打击是１９３０年Ｆ．Ｅ．史密斯的去世。他设法安慰史密斯的儿子，这个年轻人那时才２２岁，大学还未毕业。丘吉尔甚至说，或许马尔巴罗在他风华正茂时在马尔普拉奎特被炮弹打中而死，要比他拖到年老时病死要好。但这对那些失去一位挚友的人来说，并不能真正得到慰藉。几年以后，１９３５年，他又悲痛地哀悼Ｔ．Ｅ．劳伦斯的去世，劳伦斯是在一次车祸后丧生的，旁观者们注意到，在追悼仪式上，丘吉尔老泪纵横。他在结交新朋友方面，不如以前那么轻而易举。在他作为“印度问题的反对派”而著称的时期，丘吉尔一家很少受到邀请，对此在一次沃利斯·辛普森夫人在场的情况下，丘吉尔大发牢骚。但究其原因，至少部分是归因于他在伦敦的时间太少了。直到１９３６年，才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皮姆利科的莫佩斯大厦１１号租了一套公寓。
自然，随着年事渐高，他必须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寻找朋友。但是在这一代人中间没有多少人同情他的观点，或者准备接受他的生活方式。他常同达夫·库珀及他活泼而有魅力的妻子黛安娜会面，不论达夫·库珀在政府任职期间，还是在慕尼黑会议后他辞职之后，一直都是如此，丘吉尔热情赞扬达夫·库珀的辞职。此外，丘吉尔和与他同代的列昂尼德·巴鲁克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了，这不仅是由于他访问美国时，巴鲁克热心相助，而且还由于巴鲁克曾在财政上提过精明的忠告，这一忠告使他至少免遭了某些在３０年代初的萧条时期许多投资者曾经蒙受的灾难。丘吉尔在巴鲁克多次访问英国时热情款待过他，而且有时还特意关照他的朋友，巴鲁克为此曾打电报表示感谢。
丘吉尔越来越多地肯花时间与他的政治追随者们在一起。恰特韦尔的星期日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布伦丹日”，因为布伦丹·布雷肯经常星期天在恰特韦尔露面。政敌们称布伦丹是“丘吉尔的狗腿子”，实际上他是丘吉尔最亲密的支持者，另外，丘吉尔也常会见林德曼这位“教授”。当“教授”试图进入议会，在１９３６年以一位独立的保守党人身份为牛津大学的席位进行补缺选举而斗争时，丘吉尔赶往牛津为他说话，称他是“我曾见过的最有吸引力和最迷人思想的人之一”，但无济于事，选举结果林德曼排在第三位。丘吉尔也对邓肯·桑迪斯助过一臂之力，１９３８年桑迪斯由于准备向议会提出一个基于秘密军事情报方面的问题，而卷入官方失密的案件中去。Ａ．Ｐ．赫伯特把丘吉尔搞得狼狈不堪，由于丘吉尔是议会特权委员会一名成员，就把丘吉尔说成是试图在这个案件中“既想当中锋，又要当裁判”。但丘吉尔除了对他朋友的忠诚之外，并没有什么问题。１９３７年，他发起一场合法的行动为温莎公爵辩护，他认为乔弗里·丹尼斯在《加冕典礼》一书中，对温莎公爵进行了诽谤。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丘吉尔庆祝他的６０大寿。这是一个提供重新评价的机会。在他年轻时，他曾想过这样的年纪定是十分年迈，或许就像他父亲和他的伯父第八代马尔巴罗公爵那样，活不到这把年纪。现在，他有点惊奇地发现，他已年到花甲，但身体依然那样硬朗，似乎正处在“如日中天”，而不是“日薄西山”。他完全无意退出政界，但瞻望前程，似乎又愈加怀疑，自己究竟能否东山再起。他在３０年代后期那种处于鲍德温和张伯伦掌心之中的失望心情愈加严重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4）
丘吉尔现在亲身感受到了高龄带来的某种慰藉。１９２９年，他被选为布列斯托尔大学的名誉校长，享有向他的朋友如海军元帅罗杰·凯斯、可敬的政治对手菲利普·斯诺登授予名誉学位的荣耀。这是一个终身职位，总比担任由学生选举、任职期又很短的苏格兰一所大学的校长要强一些，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享有的一种荣誉。在１９３５年丘吉尔已经注意、并且公开谈到学生们的“破坏性议论”，这或许对在１９３７年选举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时，被和平主义领导人坎农·迪克·谢帕德打得惨败一事，使他并不感到惊异。
１９３３年９月中旬，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俭朴地庆祝了他们的银婚纪念日。这一天他们是在恰特韦尔度过的，然后驱车来到伦敦，去一家饭店进餐，再到剧院看戏。他们的朋友为纪念这一日子，送来了一幅委托威廉·尼科尔森绘制的夫妇俩人在恰特韦尔共进早餐的画，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礼物，尽管夫妇俩从未在一起用过早餐。几个月后，丘吉尔应《每日随笔》报之约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就２０年来最大的社会变革是什么，谈谈他的看法。丘吉尔认为，那就是“妇女作为男子的平等者、帮助者和竞争者几乎进入了每一个活动领域……人们必须把它看作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迄今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丰富多彩解放运动之一”。考虑到丘吉尔在１９２８年曾反对过“妇女选举权”这一点，这一看法显然是慷慨大度的。但有时候，他仍倾向于认为，民主走得太远了，应该实行户主二次投票权，他认为，这样做就能恢复“那种特别负责任的政治民主，使那些人充分行使权利和展开激烈讨论，战前议会制度的兴旺景象和良好声誉大部分归因于此”。
但那时他仍感到自己与“政治国家”不甚合拍。他承认：“当我看到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意识和樱草会，教会和《泰晤士报》——所有这些可尊敬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时，我的思想倾向就倒向了另外一边。”所以也不用奇怪，丘吉尔不喜欢这样一种办法，即由党的领导人串通一气，把政治性争论排斥在无线电广播之外。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大套冗长、傲慢武断、毫无个性、两面讨好的唠叨”。１９３０年，他告诉里斯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党派活动有什么法律基础，或者他们已经得到你的正式特许”。１９３１年夏，他与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Ｊ．Ｈ．怀特利有交往，他请求允许就印度问题发表广播讲话，当他只获得以后再予考虑的答复时，他写道：
不让争论的双方进行自由而负责的讨论和说理，这是一件坏事。我只能把你的拒绝，看作是早已策划好的图谋的一部分，即欺骗与麻痹英国人民同意作出一项致命的决定。
但丘吉尔发现，这是一场早已预知毫无希望的斗争，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
我必须承认我具有一种乐观自信的气质。尽管我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是如此严重，但奇怪的是，当我每天早晨醒来，新的希望与力量又重新凝聚。我强烈地相信，英国人民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有一种预感，时间将给予他们弥补以往的过错和疏忽的机会。
与此同时，他的某些朋友还是开始注意到丘吉尔因年迈而呈现疲倦的迹象。１９３６年１月，达夫·库珀与利德尔·哈特讨论了一项丘吉尔可以成为国防大臣的提议，讨论的结果只能是否定：
在抓住要点这方面，他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达夫·库珀接着说，人们会认为，像温斯顿现在这把年纪，在担任那么多高级职务之后，他会沉湎于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即成为一名政界元老，热衷于舞文弄墨。
但丘吉尔以往已经显示出对高级职务的责任作出反应的非凡能力，正如他在１９３４年发表的一篇谈首相职责的文章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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