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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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也为海军感到忧虑，尽管海军大臣麦肯纳在为确保一项更加庞大的无畏舰建造计划实施，与丘吉尔及其他一些人进行过有力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他未能为海军建立起一个作战参谋部，就像霍尔丹为陆军所做的那样。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表明，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跨越英吉利海峡开赴法国的安全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海军部的战略还埋藏在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的内心深处，仅此而已。阿斯奎斯决定，他必须更换麦肯纳。１９１１年９月下旬，丘吉尔与他一起在阿什菲尔德共度几天假期，在那里，阿斯奎斯在佛斯湾畔有一幢临时住所，他突然邀请丘吉尔接替麦肯纳的职务。
丘吉尔当即表示同意，尽管这样做意味着会遇到重重困难，其中不仅包括麦肯纳本人的，而且还有霍尔丹。霍尔丹由于在陆军部创立了一套作战参谋机构，因而踌躇满志地也想同样在海军部干一场。当他到阿什菲尔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时，阿斯奎斯让他留下同丘吉尔讨论这个问题，丘吉尔不同意下述说法，即霍尔丹要求出任这个职务的条件比他的要强一些，阿斯奎斯举不出改变自己主意的任何理由。正好在几个月前，霍尔丹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正是阻止他转任海军部职务的一个理由。正如阿斯奎斯几天后给克鲁勋爵的信中写道：
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尤其不应倾心于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
结果在１０月２５日，麦肯纳和丘吉尔简单地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职位。如丘吉尔后来所说，“麦肯纳先生和我以严格形式交换各自的岗位。”丘吉尔此时必须同霍尔丹密切合作，霍尔丹也很快适应了这一局面。丘吉尔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同他一起工作令人高兴。”
第一部 雄心第8节 海军大臣（1）
尽管海军部是地位较高的一个部，但按照政府的序列并不比内政部靠前，因此不能说，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是得到了提升。然而他转任这一职务，他可望迅速实施改革，这像往常一样正中其下怀。诚如他自己所说，他短期内要“在一个不计其数的养兔场内到处打洞”。他发现，不管是在海军部大楼里还是在皇家海军游艇“魔女”号上，都必需长时间进行工作。马什作为其私人秘书再次跟随着他，担负同以前一样的职责。马什上任一个月后，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讥讽地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很快就发现，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主要障碍在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持反对态度。此人的年龄几乎比丘吉尔大一倍，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眼里却似乎是“太多地留恋过时的海军技术，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的确，在他给丘吉尔的信中，概述了他反对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意见。这封信表明，他对这种参谋机构可能产生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在物色替代他的人选时，起初丘吉尔想把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弄回来，此人是威尔逊的前任，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狡诘多变的人。在他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六年中，为开创无畏舰时代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丘吉尔在１９０７年与费希尔初次相识，俩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这实在令人惊讶，因为当时双方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重新起用费希尔有两个严重的弊端，一是他始终坚持由他决策，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当过那么长时间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不想居人篱下”，另一个弊端的严重性也并不比前一个差，即费希尔同另一名主要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激烈作对，此人那时已是朴次茅斯保守党下院议员，他们两人的争端曾使海军高级将领分成两大派，从而给海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因此，丘吉尔决定不再让费希尔复职，而只是让他对海军问题及人事安排作顾问工作。新的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但丘吉尔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费希尔的劝告，请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二海务大臣和布里奇曼的未来继任者。丘吉尔还接受了费希尔的推荐，任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为皇家舰队的副司令，以便他在适当时候行使最重要的远洋作战指挥权。但有一项任命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主意，那就是任命海军少将大卫·贝蒂作为他私人海军事务秘书，此人时年４０岁，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在丘吉尔到海军部任职的几个星期内，所有这些任免事项均予付诸实施。
随后在一月份，丘吉尔正式建立了海军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军大臣领导，下设三个部，即作战部、情报部和动员部。对参谋人员开设了培训课程，校址设在朴次茅斯的海军作战学院。丘吉尔提出，历史课程，讲授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应成为教学的组成部分。一项新的规定被付之实施，即禁止在诺尔·朴次茅斯和德文波特各军港的司令官使用私人游艇，并在经济上给这些军官予补偿。不幸的是，海军作战参谋部建立不到３０个月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高级军官当中，对此存在很深的偏见，或许就是由此才引出下述说法，说“挑选来受训的人，有时其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下”。但是，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是作战参谋部提出来的，而且还在战争爆发时予以运用，其中较突出的是，认为应对德国实行“远距离封锁政策”而非“近距离封锁政策”，维持后一种政策无疑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丘吉尔同海军事务的高级顾问们的关系，开始时弄得很不融洽。从前，海军事务的四位首长，特别是第一海务大臣，在行政事务上握有相当大的处理权，因为海军部与商务部不同，它实质上是一个握有联合权限的小内阁。而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看来，这种状况实在是够糟糕的，他向海务大臣们发出强制性指令，开始改变他们的各项职责，以适应新的权威形式，即服从于他。丘吉尔感到需要由一名有经验的文职人员来负责采购和管理，遂任命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作为文职的海务大臣做此事。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时就与他相识。不久，他与布里奇曼发生争执，布里奇曼认为，他自己作为第一海务大臣的地位正在遭到损害。才过了一年，丘吉尔就坚持叫他去职，表面上说是由于他健康不佳，实际上是用更听话的和显然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来代替他。正在寻找借口对丘吉尔进行攻击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和其他保守党人，对布里奇曼一事提出责难，并主动展开了一场辩论。丘吉尔被迫为自己辩护，他引用了布里奇曼同他进行私人通信中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说明，还引用了布里奇曼给路易斯亲王和贝蒂的信中所说过的话。
由路易斯亲王代替布里奇曼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丘吉尔在高级军官中的声誉并未因此而改善。海军少将达德利·德·查尔于１９１２年末接任贝蒂为海军事务秘书，他为这位海军大臣在一次简短的会见之后就判断海军军官和舰长优劣的习惯而感到吃惊。他发现丘吉尔这个人“好冲动，刚愎自用，甚至有时是固执己见”。另外一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的举动感到反感。他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长官也无所谓。有时，挨批评的指挥官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一次，诺尔基地司令，常务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这样干了。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海军上将的指挥权，只是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提出辞呈相要挟，才阻止了丘吉尔这样做。
然而，丘吉尔这些被视为非正统的做法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饷的工作。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他们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他还修改军纪条例，因为原有的条件含有某些荒唐的规定，使这位远见卓识的前任内政大臣感到震惊。其中有一项处罚，规定对轻微违纪者，要在其他水兵退岗休息后，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罚站”。丘吉尔还打通了一条升迁的渠道，尽管这条渠道还十分狭窄。他规定，凡优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为军官。在丘吉尔任职一年后，作为海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喉舌的《舰队》月刊编辑撰文说，“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如果说这些改革使丘吉尔在下级军官与士兵中深得人心，那末甚至连高级军官们也终于看到，在着力推行关于进行更大规模海军建设的要求上，他比麦肯纳作得更好一些。面对着德国海军迅速扩建的现实，这位新任海军大臣一改他过去在内阁中“主张节俭”的老印象，大力掀起为海军编制高额预算的浪潮。１９１２年２月，他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极其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海军对英国来说是必需品，而对于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奢侈性质”。丘吉尔讲这些话时，正值霍尔丹以内阁代表的身份访问德国，以探索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达成相互谅解的可能性。这些话使霍尔丹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德国海军人士对丘吉尔的谈话表示强烈不满。但是，霍尔丹之行大概是要失败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丘吉尔的话会使德国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丘吉尔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制止德国海军扩张的惟一办法，是用行动表明，要想超过英国海军是不可能的。１９１２年３月提出的年度预算，可以明显地看出，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意图。尽管丘吉尔的演说被德皇斥之为“狂妄自大”，但在英国新闻界却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或许是……自１８８９年乔治·汉密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泰晤士报》那时是一家保守党报纸，作为保守党的报刊，极其热情地支持较早增强海军实力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但丘吉尔为应付同德国可能发生的冲突而装备海军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都会被反对党所接受。１９１２年春天，他提出重新部署海军兵力，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力量加强北海海域。这种做法意味着，一旦在地中海爆发战争，除非英国能指望得到法国的援助，否则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抵挡得住。贝雷斯福德和议会的保守党人及新闻界都对这项计划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这项计划无论是在陆军部还是在外交部也都很少得到好感。最后，丘吉尔被迫作出让步，同意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至少维持在与最强大的地中海国家不包括法国的同等水平上。随后就开始同法国海军部举行非正式会谈，为两国一旦同时卷入与德国战争，确定一项最适当的兵力部署。但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广大党员反对同法国结成任何明确的联盟，因而他详细指示，会谈只限于互通情报，不要涉及战争爆发时英国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他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丘吉尔的想法与格雷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致的。
丘吉尔在坚持全面掌握海军战备情况时，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吸引到技术革新的领域中来。在他任职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战舰用油作为燃料。用油无疑比用煤作军舰燃料更有效率，但石油的开采成本较高，而且将使海军依赖国外的燃料供应。费希尔确信这种变革很有必要，他竭力敦促丘吉尔要干下去。丘吉尔同时也说明了费希尔于１９１２年夏担任皇家燃油委员会主席，负责采购和储存问题。在进行这项变革时，由于遭到代表煤矿选区的下院议员的反对，因而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内阁亦不得不同意，花２００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对英国政府极其有益的投资。
在其他方面，丘吉尔也力主迅速实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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