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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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的。可是谁想“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生以爱故，悉含忍之”。长此
以往，娇妻成为悍妇，由怒而威、由威而打骂，乃至以刀用刑。这不论用“大
清律”，还是用现今法律衡量，都触犯了刑律。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由
于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的低下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虽然当事者未必能意识到
这一点。

这种惧内现象，文士多以“季常癖”称之。其来源是苏东坡的《寄吴德
仁兼简陈季常》中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
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此四句诗令读者忍俊不禁。这位“龙丘先生”（陈
季常别号）倾心禅学，谈空说有，探讨佛法，是何等的严肃，想来也有一大


把年纪。可是听到妻子大吼一声，拄杖落手，茫然不知所措，又是何等的滑
稽。有人心存忠厚，认为以狮吼：喻佛法，并非指其妻，这种解释有两点难
以讲通，一“河东”一词便无着落（陈妻为柳氏）；二和“拄杖落手”难以
连贯，我以为还是解释为陈氏之妻大吼为当。当时的社会舆论是熟知陈季常
惧内，处于南北宋之交的赵次公注苏诗时说：“河东狮子事，有王。。字达观，
尝从先生游，为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柳氏
则以杖击照壁，大呼，客至为散去。”赵氏是严肃的注家（他还有杜诗注本，
也很严谨）决不会捕风捉影。丈夫请客，如宴会上有歌妓演出劝酒，这位夫
人竟然不怕开罪来客，以杖敲击屏风，使得客人不欢而散。因此，季常惧内
的笑话，在文人士大夫圈内是尽人皆知的。黄庭坚在给陈季常的信中也曾开
玩笑地说：柳夫人时需医药，想来您晚年已渐渐对清净之乐感兴趣，不新纳
姬妾，夫人还有什么忧念而患病呢？虽是写柳氏之妒，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管
教之严。陈季常也是很浪漫的，少时羡慕游侠。在遨游名山大川之时，常以
马驮妓随之，柳夫人对他的防范也是人情之常。这种丈大惧内是由于男女不
平等，妻子不满意丈夫纳妾造成的，柳氏虽有些变态，其情可悯。这和杜甫
在《可叹》一诗中所写的王季友不同。诗云：“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
无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
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贫穷老瘦家卖屩，好事就之
为携酒。”王氏更是一个可笑的角色，他诗书满腹，循规蹈矩，说起话来引
经据典，可是穷得靠卖屩为生，朋友相望，须自备酒饭。其夫人柳氏还把他
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最后把丈夫逐出家门，这样的女人在什么时候也是被
谴责的对象。苏诗“河东狮吼”一句，典虽出此，但两个柳氏对丈夫的态度
是不同的。

《全浙诗话》记录了清初诗人毛奇龄一段轶事，亦述夫妻不睦之事，直
令人喷饭，言毛氏：“凡作诗文，必先罗书满前，考核精细，才伸纸疾书。
夫人陈氏以先生有妾曼殊，性妒悍，辄詈于前曰：‘尔辈以毛大可（奇龄字）
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獭祭乃成。’先生笑曰：‘动笔一次，展卷
一回，则典故纯熟，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又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
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先生作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
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殆五官并用者。”事虽出于毛
氏纳妾，但当场出丈夫的丑，在室中夫妇对骂，实在有损于这个大学者的形
象，亦可见清初士大夫之窘况，令人想到《儒林外史》中的情节。在贫困中
夫妇和乐，共度危难，丈夫生活严肃，妻子贤慧，在古代大诗人中，当推杜
甫。这在浪漫风气很盛的唐代是不多见的。


话说游民

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

去年我提出《游民文学与游民文化之关系》的课题，得到中华社会科学
基金的资助。一些朋友与同行觉得这是个新问题，实际上我在1994　年曾发表
《论〈水浒传〉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便是这个课题研究的一部分；
1990　年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流民》（原名为《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被编辑误改），此书便是这个课题最初的、极不成熟的论述。

早在“五四”时期，杜亚泉先生就关注过游民与游民文化的问题。王元
化先生在其《思辨随笔》的《游民与游民文化》条中说：“杜亚泉在《中国
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
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
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
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最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
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
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
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杜氏还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
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杜亚泉先生的意见，但
他是较早提出游民文化的学者，其中一些论点对我也有所启发。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农工
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分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体不变的固定居止。
也就是说四民、特别是农民，像树一样被栽种在他所在的土地上。他们的职
缘（因职业需要而发生关系的人们）关系、地缘（因居住而发生关系的人们）
关系、亲缘关系都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果没有重大的变故，他们会世世代
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的。在《国语·齐语》管子对齐桓公说士农工商是各有所
处的，不能混淆。这段话是谈春秋以前的情况，又不免带有理想性质。现实
社会中，不可能那样齐整划一，但是它所反映的士农工商职业的世袭性、及
其居处的固定化情况是符合实际的。这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也便于统治。因为
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被纳入固定的模式之中，很少出现程序外的情况，从而
增大了社会控制的有效性。这“四民”又称石民，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
他们希望这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坚如磐石，万古不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人口的增加，社会运动与震荡时时把“石民”中的一部分抛出社会正常
秩序的轨道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在城镇发达以前，脱序的个体或小团体
很难长期存在。只有当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时（如大动乱、大灾荒），大量脱
序的人们汇聚成为流民，在“渠帅”或“渠魁”的带领下就食于丰饶地区，
他们冲出现存社会秩序，有的甚至建立了流民政权。东汉末年的汉中张鲁政
权、西晋末年巴氐李特兄弟及其子李雄在成都所建立的大成皆是流民政权。
我所研究讨论的不是流民问题，而是主要活动于城镇之间脱序的人们，这就
是本课题所要探讨的城镇游民。城镇游民群体的形成主要在宋代和宋代以
后。

宋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与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唐代的城坊制
变为街巷制），其容纳外来流动人口能力增强，宋代又是国土幅员日益缩小、
而人口激增的时代（人口最多时超过了一亿），土地兼并的剧烈、社会震荡


的频繁，这一切都为城镇游民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最关键的还是中国古
代城市没有能够向资本主义演进，周期性的社会震荡，是作为个体的游民旋
生旋灭、而游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与游民文化影响日益加深的根本原因。那么
这些流入城镇的人们是不是变成了市民了呢？如果就其居住生活的地点来
说，他们是城市居民，可以称为“市民”，但他们决不是作为近代资产阶级
或无产阶级前驱的“市民”。这是由中国古代城市的封建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古代的中国城市是由封建主建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
他们利用这些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实行对农村的统治。城市之中虽然也有工商
业，但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高消费服务的。这些都与欧洲的中世纪情况
大不一样。欧洲封建主是住在农村的庄园堡垒中，而城市是由工商业者发展
起来的，它受治于封建统治者，城乡是对立的。城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了贸
易而生产，后来许多城市逐渐摆脱了封建统治，向着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城
市中的市民才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驱。而宋代以后工商业繁荣的
城市中市民的上层接近封建统治者，他们时有可能加入官僚阶层，或者返乡
买地做地主；而下层除了少数行险侥幸、发迹变泰以外，大多数是游荡无归、
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宋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至少有四十多个，
北宋、南宋都城的繁荣给大量的游民提供了觅食之所，有许多游民生活在其
中，以致北宋时的思想家李觏写了《驱游民说》（李所理解的游民与我所定
义的游民不完全相同），提出把这些脱离了土地的人们再赶回到土地上去。
《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与南宋都城杭州劳务市场
的情况。在那里出卖劳动力与技艺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和宗族制约、无依无
靠的游民，他们在觅求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受到“行老”（即“行头”，某一
行业的头人）的剥削。游民除了在城市里打短工、做些暂时工作外，在官僚
贵族家内做佣人也是他们的一个出路。和宋代以前官僚贵族家的佣人专用家
庭奴隶不同，宋代佣人大多是从无业游民中雇用的。《梦梁录》中例举了门
子、押番（亲随）、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管理家庙者）、园丁，乃至
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做针线活的女工）、粗细婢女等等，皆可雇用。
雇主与被雇者写有契约，上面注明期限、工资等项。这些都为游民谋生开辟
了较为宽阔的途径。被雇者比家庭奴隶有了较多的权利，然而，没有奴隶与
家主间始终的稳定感。大城市中的一些游民还靠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利益。这
些脱离了社会常规的人们自然也很少受到当时社会公认道德的约束。由于他
们见多识广，富于阅历，坑蒙拐骗，种种欺诈之术用得得心应手。这南宋周
密的《武林旧事》、庄绰的《鸡肋编》中有详细的记载。有的就靠“耍胳膊
根儿”吃饭（即靠个人强力榨取他人钱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张顺等），
其他如土匪、强盗、乞丐、娼妓、地痞等等更是游民中渣滓，读《水浒传》
常常会遇到这种人物，如过街鼠张三、青草蛇李四、没毛大虫牛二等。即使
一百零八将中也有这等角色。他们危害社会，为老实的平民百姓之所疾。然
而，他们也往往以其强横、机智，敢于对抗官府而受到辗转于生死线上的游
民的羡慕。

宋代以前由于得书的艰难，社会成员的受教育面很小。到了宋代由于印
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书籍易得，随之而来的是教育面日益扩大、人们的文化
修养相对提高。古代的读书人出路十分狭隘，除了出仕做官外，只有担任官
员的幕僚，做医生、教师等有数的几件事好做，但这些都不被视为正途。宋
代读书的人数激增，南宋时光是麋集在都城杭州太学中的太学生一度曾达到


十万人之多。这远非当时的官场所能容纳。有钱的可以高卧隐居，有背景的
可以奔走豪门，做幕僚清客。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绝了做官之望，又没
有固定的家业，不能高卧归隐，只能流浪于江湖，从事不正当、或为当时社
会所不屑的职业，如做游医，书会才人，做江湖艺人说书唱曲，或为他们演
戏打本子等。其他如游方僧道、游食四方没有固定职业的下层文士，皆属于
游民知识分子之列。平常为了获得衣食饱暖，他们不惜牺牲自尊；一旦天下
大乱，他们便是吴用、宋献策者流，成为造反者的谋士。这是一批有文化的
流浪汉，后世所说的“江湖人”就是以他们为中坚的。我称这些人为“游民
知识分子”。他们与游民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地位，在生活来源的不稳定性上
也与游民相近，因此，在思想意识和群体性格上与游民大体相同。与游民不
同的是，他们略有文化，故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他们是游民思想情绪的表
现者与反映者。我们认为游民文化是广大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

脱离了正常社会轨道的游民比那些正常的“石民”往往有更为纷繁复杂
的生活经历、有更为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