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兴亡-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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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洋学者，设私塾授徒，其中不少成为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幕府和诸藩统治者为解救封建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幕藩改革也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已腐朽不堪，吏制黑暗，贿赂公行，连八旗军队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两国的封建体制，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榨取，实行种种倒行逆施政策，力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这样，两国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农民和市民的反封建武装斗争。日本在19世纪初，全国平均每年发生5次农民起义，1833年一年中就发生30多次，1861—1867年七年间共发生194次，平均每年278次。在中国，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总之，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封建统治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封建社会面临着总崩溃的深刻危机。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摧毁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前夜的中日两国，又都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欧美列强的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迫使两国迎接严峻挑战，做出历史的抉择。
19世纪中叶，停滞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中两国，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社会经济发展已是大大落后了。在17世纪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和中国清朝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时期，西欧的英国已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日中两国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之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走在前面的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开拓和建立起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惟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避免灭亡的道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强烈冲击的影响下或“迫使”下进行的。日本正是由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国家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了锁国大门。日本开国开港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无法阻挡。而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则用坚船利炮，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老大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欧美新老殖民主义迫使日、中两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开展不平等贸易，甚至割地赔款，攫取种种殖民特权。日、中两国面临着最后的抉择：要么灭亡，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要么走欧美列强发展资本主义之路。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较为顺利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至建立起“大日本帝国”。中国则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虽未沦为殖民地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2）
二、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19世纪中叶，两国还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从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尽坎坷，备受欺凌，险些被列强瓜分和被日本灭亡，经历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和1949年革命的胜利。日本则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建立起庞大的“大日本帝国”，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亡，在美国占领下经过战后改革，到50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
对近代中、日两国为什么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日本帝国为什么兴盛又为何迅速败亡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概而言之，可分为强调内部条件和强调外部条件两大不同的基本观点。强调内部条件的又因其侧重面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在侧重政治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封建政治体制不同，有的强调封建政治结构不同，也有强调是否由异民族统治。在侧重经济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同，有的强调两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不同、密度不同，也有的强调两国国内市场形成时间不同。在侧重思想意识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的强调“危机意识”的有无，也有的强调“民族活力”的大小及是否充分发挥。在侧重文化教育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是否实行科举制度，有的强调西学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强调国民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差别；等等。在强调外部条件不同的观点中，也有种种区别。有的强调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受到西方冲击压力的大小不同；有的强调对西方冲击的应变能力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导致后果的不同，等等。也有将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点不乏极有见地的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们不拟一一具体介绍和评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书前面的具体记述作些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近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上又起过不同的作用。为叙述简便和清楚，我们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两国内外两个方面，对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一些归纳和概括。
19世纪中叶以前，即中国鸦片战争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可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的国内条件存在着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和反映。而这些不同，一般说来，都对日本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建立日本帝国较为有利。
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幕末，资本主义萌芽已较为发达，城市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比中国要早。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比中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形态，腐朽的汉族大地主帮助满族统治集团对明王朝的征服和统治全国，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迟滞。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比日本发展要低，这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不利。
在社会政治方面，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因幕府政治是武家政治，封建武士重勇武、重实行，又学文道，是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群体，这与中国长期是文官，特别是与清末愚钝的腐儒当政；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很不相同。这为面临西方冲击时日本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是寺子屋的遍及日本，使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幕末日本也比中国发达。不仅是医学，就连科技和生产技能也比中国发达，已建立一些有近代水平的由幕藩经营的工厂，技术、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其性质虽是封建官营，但技术设备及生产能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3）
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
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土，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做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