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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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激起的热情，而不保持沉默。
“在获悉法国舰队的战舰被我们的盟国击沉时，不感到痛苦和愤怒”戴高乐在讲话中说，“那样做就不是一个法国人。这种痛苦，这种愤怒，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理由来结束这种情绪……这种可憎的悲剧（……）不是（……）光荣的战斗。
从最终应当具有重要意义的唯一观点来看，换言之，从胜利和解放的观点来说（……），波尔多政府早已同意将法国的战舰拱手交给敌人来摆布……从原则和必要性来说，敌人有朝一日将会利用这些战舰来攻击英国，或者攻击我们自己的帝国。那好吧，我直言不讳地说，最好是让它们遭到摧毁。
我如实地看待这次悲剧，愿意说这是不幸的和可憎的（……），那些无愧于法国人名字的国民不能不知道，英国的失败会永远使他们处于亡国奴的地位。古老的法英两国人民，伟大的法英两国人民仍然是彼此相连的。他们不是在一道死亡，就是在一起胜利。”
也许岁月的流逝使人难于设想，当年戴高乐为了发表这些讲话和极其严格地维护其抵抗斗争选择，要下多大的坚强决心。戴高乐不发牢骚，但他同意迎击愤怒和狂怒的暴风雨，直面许多法国人的、被伤害的同情心，那些断定英国行动或者无益、或者可耻的人的、合法的严厉态度。然而，戴高乐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始终表明，没有任何事件能使他偏离原定的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同德国进行斗争，直到获胜时为止。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一切都表明，就象一个爱国者能够理解他人的爱国主义那样，丘吉尔理解这个考验对戴高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从戴高乐的言行表现中汲取了一切结论。后来，甚至在次数不少的、想到与戴高乐分手或者取而代之的时候，丘吉尔也永远不会忘记，戴高乐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发生后懂得说什么和做什么。于是，在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人之间，开始了一个个人关系紧密和相互信任的特殊阶段。（31）德库塞尔把它形容为“蜜月”阶段。克洛德·布西纳－塞勒耶于7月23日，进“自由法兰西”领袖的军事办公室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思想上完全光辉一致、相互赞赏和智力上无比尊敬”的阶段。事实上，戴高乐和丘吉尔一周会见多次，在一起共进午餐，就世界形势交换分析，讨论美国参战的机遇问题——在丘吉尔看来，美国参战是肯定的和即将发生的，极其可能的，但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参战倒是更加遥远的。作为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了坚决的干预，使侨居英国的法国人所进行的、反戴高乐的宣传运动压低了声音。他让英国BBC广播电台每天向戴高乐提供数小时的广播时间，使戴高乐可以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广播时间并加以使用。丘吉尔直接违背大多数英国军事首脑的感情，要求他们鼓励法国人参加“自由法兰西”，并且不赞成人们为了英国情报机构或团队的利益而竭力解雇这些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丘吉尔的命令远未得到执行。
1940年8月7日，法英协议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中签订了。法方的谈判者是巴黎法学院教授勒内。卡森，这位一战的老战士和残废军人担任法国老战士组织联合会主席，同时担任国际联盟的法律顾问。6月30日，戴高乐一接见卡森，就马上委托他起草那个应当明确“自由法兰西”及其领袖和士兵的地位的协议。卡森在回忆录《白手起家的人们》一书里，证实了戴高乐给他下达的命令：“我们是法兰西”，问题在于要使人们承认这点。因此，在今后几周里，卡森的任务是要找到其表达方式，使其英国对话者承认，自由法兰西人——根据卡森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军团，而是重建法国军队和旨在保持法兰西统一的联盟者”。法英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卡森的要求。其中，丘吉尔主要是同意，自由法兰西的部队“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在有关人事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纪律、语言、晋升和调动等方面”保持“一支法国力量的特点”。丘吉尔重申其指示，命令“那些可能被招募的新兵参加各自的本国力量”。这个指令主要是适用于那些或多或少被英国军队暗中招募去的法国人。戴高乐事先接受了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但他却被人们承认为“法国力量的最高司令”——对此，人们想到了未来的良知悲剧，也许想到了维希政府向英国开战的假设，同时预见到英国不用对“举枪打法国”承担责任。那些被扣押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数量太多，以致自由法兰西一家是不能使它们重新投入使用的，但它们最终仍将是法国的资产。英国政府拨款向自由法兰西的运转和发展提供经费，这种拨款只是一些在法国解放后应全部偿还的预支款。最后，戴高乐将能建立一个民事权力。对此，明确地考虑到，这个权力将包括那些“为组织力量所必须具有的”部门。根据一种扩大的解释，这样做将能够分阶段地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32）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8）
伴随着法英协议的是交换信函，其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协议里没有包括进去、但自由法兰西希望列入协议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卡森提议的协议文本规定，英国承诺恢复“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象其在宣战时业已存在的那样”。英国内阁不愿意在协议中正式地和公开地赞同这种承诺，但它确认其保证“全面恢复法国独立和荣誉”的意愿。丘吉尔在信函里明确指出，这种表达方式“严格地说，不是针对领土边界问题。我们不能向任何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民族保证这些边界。但是，当然，我们将尽力而为”。（33）眼下，作为回答，戴高乐只限于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时势将使英国政府以少一些保留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后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解释道，当年他曾经考虑过一种假设：
“一方面，战争的曲折进程会引导英国实现妥协的和平；另一方面，英国人可以偶然地受到我们的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的诱惑。”
理所当然，人们可以提醒说，戴高乐是在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法英两国在中东国家地区进行艰难的竞争之后作出这种解释的。人们也能认为，戴高乐的历史知识可以提醒他说，只有符合每个盟国的利益，才能使联盟持续下去；在恢复和平的时刻，每个盟国都根据“战争的曲折进程”，重新实现其目标。
但是，归根结底，事关不同的问题。戴高乐认为，这种在确保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暗中存在的分歧，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赌注。因为戴高乐从其伦敦流亡生活中觉察到，在未来的整个时期里，他将成为维希政府运动的、激烈攻击的目标——对此，他不抱任何幻想。维希的宣传运动毫不放松，把戴高乐说成是为英国野心效劳的庸俗工具和英国政府的仆人，他必须服从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和命令，准备放弃他本来可以取得其归顺的、法一部分兰西帝国领土，把它们送给英国的霸权。事实上，在英国人过分有限地参加法国战役之后，在发生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惨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之后，人们可以怀疑，维希的宣传运动对许多法国人的观点产生多大的影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不授人以口实，这是戴高乐具有的信念，甚至是他萦回脑际的问题。不管这种口实怎么少，戴高乐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对其本人确定的使命的失职，一种——在他本人眼里，后来，在历史老人眼里——对其合法性的违背。戴高乐的合法性，就是临时地、但不可争议地代表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独立和完整性。后来，戴高乐必须考虑到世界的进程，战争本身所引起的演变或危机，但独立和完整性这种绝对必要却永远萦绕其脑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40年初夏的几周里，戴高乐“白手起家”，似乎走上一条不可阻挡的上升之路。经过那种被停战引起的激烈反应之后，英国舆论以一种接近于赞赏的尊敬心情，发现了自由法兰西人及其领袖戴高乐的勇气和顽强意志。对此，8月20日，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异乎寻常地表扬说：“这些自由法兰西人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但这样的一天会象明天必定会升起太阳那样到来：他们的名字将在法兰西——法兰西将在一个被解放的欧洲大陆内部，恢复其昔日的自由和光荣——的城乡得到赞美，隽刻在石碑上。”此外，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立即在伦敦报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时代报》发表了号召书全文，并冠以这样的标题：“法兰西没有完蛋！”就该报而言，这样做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它在评论戴高乐加入雷诺内阁时，曾把他描述成“相当挑衅的右翼”——这种描述多半是影射了好几家左翼日报就其著作《建立职业军》或《剑刃》发表的反面评论——哪怕现在补充说：“这位强大的理论家，对大量使用坦克几乎持狂热态度的使徒，是一个光辉而敏锐的人物，他既是实干家，又是梦幻家和空想家。”不管怎样，英国政府不愿意让自由法兰西继续处于过分默默无闻的危险之中，就委托一位名叫里什蒙·当布尔的广告专业人员，通过一场只限于用几周时间和较少的经费——据斯皮尔斯所说，不到1000英镑——的宣传运动，“科学地、自然地和审慎地”宣传戴高乐。（34）戴高乐肯定是对他当时一无所知、直到宣传时才知晓的这种做法感到惊奇，但他乐意在妻子伊冯娜的陪同下，在他刚刚租来的乡间住宅里接受摄影记者的采访。人们也拍摄到戴高乐对一些法国部队进行视察，或对一些负伤的法国飞行员进行探望的活动。所有这些照片都得到大量转载，其中包括戴高乐夫人在乡下厨房做菜的照片。新闻记者理查德·克劳福德用詹姆斯·马洛的笔名，在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的人员之一、勃鲁姆的前助手和左翼《光明》周刊社长乔治·博里斯的帮助下，撰写了一本名叫《戴高乐的法兰西》的小册子。此书在英国出版了第一版，在美国出版了第二版，在法国的殖民地出版了第三版。戴高乐在书中是这样描绘他自己的：“我是一名自由法兰西人。我相信上帝和祖国的未来。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担负着一项使命。我只有唯一的使命：为了解放我的国家而继续进行斗争。我郑重声明，我不附属于任何政党，不与任何政治家相关，而不管这个政治家是右翼、中间派，还是左翼。我只有唯一的目标：解放法兰西。”小册子不仅把戴高乐说成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且说成是在拉昂和阿布维尔附近进行战斗的胜利者。小册子肯定说，戴高乐关于装甲车战争的观念“通过其提出的观点，对所有的欧洲强国产生了影响”。这种说法显然是非常准确的——除了德国以外。但此外还补充了其他的、千篇一律的赞扬：“在戴高乐身上有一种思想品质，它引导着别人象他那样崇高地进行思和战斗。他生来是一位军队的领袖和人民的领导人。”英国报界是否会与常规相反，让一本显然官方的小册子来影响自己呢？不管怎样，《时代报》又一马当先，就戴高乐写道：“他拥有集中精力抓住基本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在历史上有光荣的一席之地。”《电讯报》提醒说：“戴高乐是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装甲车问题专家之一，他成为一种达到德国失败之目的的、最宝贵的援助。在德国失败的这种可能性中，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命运之神，而且是最强大的战争人物之一。”《邮政日报》建议说：“我们不要犯与法国人不听戴高乐将军一样的错误。”
可是，启示英国报界和英国普通公民的反应的不仅仅是里什蒙·当布尔广告社出版的小册子，而且是自由法兰西历史上的首批佚事。例如，人们注意到，从7月底开始，有自由法兰西的三架飞机参加了对鲁尔地区的空袭。人们报道了法国越狱者所经历的、不平常的冒险。人们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自由法兰西的情况，并夸大了参加者的人数。人们报道了7月14日在伦敦举行庆祝法国国庆节的简朴仪式，戴高乐检阅了自由法兰西人的第一分队，其中，有未来的第五共和国部长伊夫·盖纳。从此，不管英国报界态度发生何种变化，英国人民对自由法兰西的无比友善态度将永远不会改变。戴高乐深受感动，向英国人民表示了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从未有过的敬意，表达了一种尽管法英关系将来发生变化、但不会改变的友好感情。
“英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