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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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采纳这个计划。”　　　　
　　　　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　　　　
　　　　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9）

　　　　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　　　　
　　　　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诺在记录戴高乐在电话中宣读的计划文本后，马上表现出惊呆的样子，以致他询问丘吉尔是否计划起草人，他是否要乘飞机来法国表达其热情和证实他们俩翌日在贡卡尔诺的会晤。当时在雷诺身边的斯皮尔斯后来证实说，雷诺听后“变了脸色”。然后，雷诺始终不断地说，他马上相信联盟计划的重要和伟大。这种表白可靠吗？据雷诺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提供的证词，人们可以怀疑这点。（40）维尔吕姆的叙述如下：“当我同总理（雷诺）说话时，他的电话响了。从雷诺的声音中听出来，他是在同一个远方的对话者说话。他发出了几声惊叹，接着挂下了电话，他向我宣布——使我大吃一惊：‘戴高乐从伦敦来电话，转告我英国政府的一个最奇怪的建议。那就是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融合在一起。所有的英国人将同时都是法国人，所有的法国人也将同时都是英国人。至于我，我将担任是英法两国的总理。’我回答说，他将立即被英国下议院推翻。后来，我们就这次奇怪的通话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接着，维尔吕姆补充说，他使雷诺放弃了到南特——原定在贡卡尔诺——去同丘吉尔会见。他继续写道，“然后，我在光辉饭店的私人餐厅里，同雷诺及其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我们重新嘲笑英国人提出的这个不寻常的建议。”据维尔吕姆所述，雷诺只是在吃完午餐，同英国大使坎贝尔谈话之后，才改弦易张，接受了英法联盟计划，尽管他遭到劳工部长波马雷、财政部长布迪里埃、外交国务秘书博杜安、以及维尔吕姆本人的怒斥、甚至痛骂。维尔吕姆骂道：“可耻！……丢脸！……您在走向自杀！……今天不仅会标志您的下台，而且会标志您政治生涯的最终结束！”　　　　
　　　　内阁会议于16日下午5时举行，对联盟计划内容毫不重视。（41）会议迅速摒弃了联盟计划。有几位部长认为或徉装认为，如果接受联盟计划，那法国就会变成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贝当的讲话是最有特点的，他说这是“同一个死尸合并”。当人们想到当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而英国及其舰队、军队和帝国都完整无缺时，这番话是令人惊愕的，甚至是特别可笑的。但这番话也是说明问题的。贝当象许多人那样，特别象魏刚那样认为，英国将在短期内成为战败国，因此，最好是尽早同英国分手……然后，人们最终讨论到唯一的重要议题——雷诺将集中其注意力、努力和权威来解决的唯一议题——这就是在继续抗战和要求停战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肖当再次提议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由于传统的做法，内阁会议的辩论不搞任何会议记录，人们对辩论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报告。讨论之所以变得混乱起来，是因为有人认为或佯装认为，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当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决定继续抗战，而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指责。不过，这个结论还无法最终地阻止部长们公开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停战。历史学家经过最深入的研究，以勒布伦总统和11名与会的部长、即24名与会部长中的12人的证词为依据，证明会上有12人反对停战，7人支持停战，5人名不明确表态。第三共和国的习惯做法是，排除那种在内阁会议上采取投票通过的做法，否则，此次会议多半会产生一个相当强大的、支持继续抗战的多数派。但雷诺却不这么认为。无疑，雷诺认为，他没有为淘汰政府内的停战派和强行推行其抗战选择所必需的权威。也许雷诺也会象别人那样认为，肖当建议的做法会表明停战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由于被任务弄得精疲力尽，由于不能掌握事件发展进程，雷诺还断定，现在是让自己的政敌象其在平常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中所作的那样，进行尝试的时候了。雷诺始终拒绝勒布伦总统提出的、关于由雷诺继续施政、为其利益重新采纳肖当提议的建议。据雷诺的证词所述，他回答勒布伦说：“请您到贝当元帅那里去实行这种政治。”参议院议长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根据惯例接受咨询，建议由雷诺组建新政府，以便象他们俩希望的那样继续抗战。（42）与惯例相反，勒布伦不听他们的忠告，选择了求助于贝当。贝当毫不犹疑地接受了勒布伦的选择。他口袋里装着一份政府部长名单。从此，贝当上台了。　　　　
　　　　6月16日晚6时30分，当戴高乐在从伦敦起飞回国时，他尚未知道政府即将作出的贝当上台的决定。丘吉尔拨了一架飞机供戴高乐使用，其目的不仅是供他回国，而且在必要时再返回英国。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最近的将来是无法预见的。当晚10时许，戴高乐抵达梅利亚克机场。在那里，人们向他宣布了雷诺辞职的消息。他立即去见雷诺，于是获悉了任命贝当的消息。　　　　
　　　　“这肯定是投降，”戴高乐写道。“我马上作出了决定。我将在第二天早上动身。”　　　　
　　　　戴高乐将其返回伦敦的意向通报了坎贝尔大使，斯皮尔斯便告诉戴高乐，他将陪同前往。戴高乐将其决定报告了雷诺，雷诺通过让·洛朗从那笔在新部长正式任命之前还由他管理的特别基金中提取10万法郎，转交给了戴高乐。戴高乐要求马尔热里将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儿女去英国所需的护照交给他们本人掌握。他在法学院的一间供其使用的的办公室里召集助手们开会，向他们道别。（43）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宣布将尽快同他在伦敦会合，并将其在伦敦的落脚点“西摩·格罗夫”的钥匙交给他。肖梅尔上尉想要跟随戴高乐去伦敦，但他建议肖梅尔首先照料好家庭的安全和生活。不管怎样，在丘吉尔供戴高乐使用和由斯皮尔斯陪同的飞机里，戴高乐只有一位战友，这就是毫不犹疑地追随戴高乐的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一人。黑夜正在消逝。斯皮尔斯试图说服芒代尔加入戴高乐的行列。芒代尔回答说，作为犹太人，他不能冒那种被指控逃跑的风险，但他将动身去阿尔及尔，设法在那里加入斗争。6月17日早晨七时许，戴高乐在诺曼第旅馆门前，同斯皮尔斯会合。他们在位于波尔多的维塔尔－卡尔勒街的省政府驻地拐了一个弯，也许想在省政府同雷诺见上一面——除非戴高乐象斯皮尔斯建议的那样，想要躲开那些现今掌权者下令进行的跟踪。他们三个人同乘一个车，重新出发去梅利亚克，行李则放另一个车上。在梅利亚克机场上，混乱是那样可怕，景色是那样美丽，以致斯皮尔斯后来无疑受到了启示，暗示在这巨大的混乱中，他必须几乎使劲地把戴高乐举起来，抬高，将他送上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缓慢滑动的飞机……毫无疑问，更为真实的是，戴高乐就此写道：“我们是在没有浪漫主义和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动身的。”此外，德库塞尔还证实说，当时，“戴高乐将军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不关心眼前的事情。”飞机先后在法国的大西洋海岸上空和在布列塔尼上空飞过，飞过了潘蓬。戴高乐写道，那里“居住着我那身患重病的母亲”。6月17日下午，戴高乐抵达伦敦，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定即将改变他的人生并对法国历史打下烙印。“我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自我体现，”戴高乐后来写道。“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就像一个在海上行船的人，他想要游泳过海。”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10）

　　　　戴高乐作出的奔赴伦敦的选择是否有理呢？当人们想到戴高乐理应在20世纪占有的历史地位时，是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他在6月17日所作的决定，他在6月18日所做的决定性行动。然而，戴高乐的选择正在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明确地说，是在1940年6月这个即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二战历史进程的岁月里纳入二战历史的。自然，正如停战将会对德国引导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法国继续抗战将会对后来的历史，对继续单枪匹马应对敌人的英国的局势，首先对法国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发挥的作用，对法国在最后的胜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