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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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
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战争。
在雷诺的亲信圈子里，最重要——即使不是最有影响、也是同样有影响，也许比博杜安更加有影响——的亲信，是空军中校德·维尔吕姆。人们只是在维尔吕姆的《日记》发表之后，才看到他的重要性。此后，人们通过人证和印证证实了这点。这位空军军官确保大本营（国防部）和凯道赛（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即起先在甘默林和博内之间、后来在达拉第和雷诺之间的联系。维尔吕姆具有为取悦于政界和外交界、巴黎沙龙和晚宴所必需的一切。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德维尔吕姆对法国的法西斯或极右翼政权有半点同情。何况后来，他还参加过抵抗斗争。然而，维尔吕姆无限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他认为，进行抵抗战争是错误的，德国的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必须继续保持防御状态和不让放过签订妥协和约的一切机会。维尔吕姆深信，唯独“第三支军队”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盟国；当美国在一个难以预见的期限内参战时，只有美军才能成为第三支军队。在维尔吕姆身上，还有一种他对戴高乐的、对法国军事体系思想的疯狂的敌视，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完全敌视苏联的态度，以及一种几乎念念不忘的反共主义。这就是说，德维尔吕姆自然是接近一切主张同德国实行妥协和平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全都敌视雷诺。这就是说，一切都会使他远离雷诺。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11）
相反地，在1939年冬天，德维尔吕姆却变得非常接近雷诺。他经常在埃玛纽埃尔·阿拉戈家里，与雷诺共进午餐或晚餐。阿拉戈从娱乐业和某些财富中获益，已经成为最敌视抵抗战争和最支持同德国实现某种和解的、整个政界、经济界和上流社会的中心和活跃者。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分析和评论。必须看到，他们几乎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密切起来。不管怎样，德维尔吕姆没有向雷诺掩饰其半点情感和偏爱。他是否对雷诺施加了影响呢？虽然议会和新闻界继续把维尔吕姆看作是一个主张殊死斗争的人，但有好几个证据使人发现了他的犹豫不决和演变，也许发现了他的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环游欧洲国家首都之后，是这样报告了雷诺对丘吉尔的看法：“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在夜里对雷诺先生进行了一次回访。丘吉尔的观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雷诺先生则认为，即使丘吉尔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很有说服力、拥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大人物，他现在的思想也失去其灵活性。雷诺认为，丘吉尔先生只能设想进行殊死斗争的可能性，不管这种斗争是否带来动乱和普遍的破坏。在雷诺看来，这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所作所为。”（49）
因此，一切都导致戴高乐和维尔吕姆处于对立状态。有一个佚事显示了他们之间对立的尖锐程度，以致维尔吕姆在《溃败日记》一书中讲述此事时，肯定进行了讽刺和歪曲，因为他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此事发生在3月24日，当时人们还以为，戴高乐将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秘书，成为雷诺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勒加的办公室里，”维尔吕姆写道，“戴高乐上校就军事上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作了冗长的陈述。他对我们尚未把军队开进比利时、甚至违背比利时人的意愿表示遗憾。据戴高乐所述，德军并不比法军更强，两国的空军明显地保持着均衡……我听了有些惊呆。我原以为他（比我）要聪明和内行得多。我便放弃了打断他那冗长而可笑的独白。一旦戴高乐说完，我马上就只用几句话去反驳他。”很明显，戴高乐不能象维尔吕姆这里叙述的那样，说这样的语言。对戴高乐来说，在这种场合和在这个年月，不存在无保留地表达其悲观主义的问题。但是，当戴高乐重视装甲部队，而德军拥有装甲部队，法军没有装甲部队时，他不会说法德两军势均力敌。然而，在这一天，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发生了粗暴的对撞，完全地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应为同一个首脑和同一项政策服务的班子里的对立，绝对是水火不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这个佚事，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被排挤出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不是因为达拉第的反对——他报告过达拉第所说的敌视的话，但达拉第没有亲耳听到过他讲——也许更多地是因为雷诺周围亲信的公开反对。然而，戴高乐动身去旺让堡，返回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并且为了解释回部队的理由，他宁可追述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分歧……维尔吕姆则被许诺有另一种命运。雷诺只是向维尔吕姆推荐了他身边的第一个职位，即雷诺驻外交部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就象维尔吕姆叙述的那样，人们明白，他因此洋洋得意，很想接受此职。维尔吕姆熟悉凯道赛，所以害怕其赴任不受到全体外交官的欢迎，便事先进行了摸底。不管真诚与否，外交部的好几位高官，如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达拉第的前办公室主任、大使罗贝尔·库隆德都向维尔吕姆保证，他将会受到欢迎。也许出于谨慎的考虑，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维尔吕姆要想亲自保持同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所以他决定不调外交部，继续确保——此次则是为了雷诺的利益——凯道赛同甘默林的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后来的事件将要表明，维尔吕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施加重大的影响，他也不放弃施加这种影响，因为除了罗朗·德马尔热里一人外，雷诺周围的亲信都赞同维尔吕姆的意见。基本事实是，雷诺很早就了解维尔吕姆，并经常同他来往，因此是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继续把他作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由此看来，维尔吕姆是不可能对雷诺在方向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对雷诺暗中发生的演变提出疑问的。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看到，维尔吕姆立即利用机会，强制推行一种与戴高乐在战前提出的、后来雷诺为了其利益而重新采纳的选择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尔吕姆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相反地，”他写道，“我让雷诺通过的计划，却没有留下雷诺在和平时期、恰恰在别处提出过的论断的任何痕迹。其实，雷诺的这些论断已经被事件超越了。但是，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上校向雷诺呈交了一份备忘录，企图从对我军机械部队的解冻中找到胜利。好象我们可以凭着五年的落后和一种比敌国差三倍的工业能力，在战争处于高潮时不仅在这方面赶上敌国，而且远远地超过敌国！理所当然，我能说服雷诺，相信这份备忘录的空想性质。此外，我心里还在思量，雷诺在何种程度上赞同戴高乐的学说。我认为，戴高乐主要是把它看作是自我扬名的手段。假如雷诺真的相信装甲师，那他还会不顾德国在这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在1939年鼓吹殊死的进攻，并在1940年赞同进入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呢？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意见同样适用于戴高乐上校。”（50）
人们看到，维尔吕姆在这里流露出他对戴高乐的仇恨（此词并不过分强烈），以及对雷诺的一点轻蔑。但人们尤其看到，1940年4月，在维尔吕姆和戴高乐两人之间，是维尔吕姆对雷诺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之间，角色是临时分配的：维尔吕姆在政府首脑一边，戴高乐则远离权力，在他的坦克部队中间——那是1940年5月10日，被德国闪电般的攻势击中的地方。
这一天，人们到处感到，战争爆发了。在这个艳阳天里，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开始是默哀，是在家庭或同学面前无法承认的惶惑不安，是生活中的一切即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