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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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观点，以及“尽管时势，但也坚持这些既有决定”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们早就进行的争论。争论是通过那些在文章边上加上的批注、杠杠、评语等方式来重新出现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周围的大部分人对戴高乐一人有着非常强烈的仇恨，因为他已经公开代表“不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掩饰他对统帅部的保守主义进行的批评，在强调政权首要地位的同时，毫不拘束地反对军界的一般偏见。戴高乐知道这部分人的仇恨，也感受到这点，从此，他无疑注意到缓和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紧张局面。戴高乐1933年在《蓝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国防政策》的文章，在耶稣会杂志《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军人职业》的文章，则具有更加传统的基调，极其明确地歌颂职业军人的德行，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莫兰将军——正如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莫兰非常敌视戴高乐在两年前阐述的关于建立装甲师的观点——一度好意安排他到培养未来将军的摇篮——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去举办系列讲座。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比诺将军注意到，戴高乐“不在前进，只是勤奋地专心工作”，似乎想要“自觉地避免标新立异”。
事隔多年来再看，不管这种事情显得多么反常，在1932年——离爆发一场在性质和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空前无度的战争只有七年——裁军是那些承担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考虑的中心问题。这些考虑来源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因为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将其兵力限制在10万人，不让德国拥有重炮和坦克、飞机和潜水艇，并特意规定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裁军应导致后来实行的普遍裁军。美英两国早已在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30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实现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对部分海军的裁军，但是，即将谈判的赌注问题首先是陆军问题。诚然，1918年的战争胜利赋予法国军队以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名，但在法国，人们清楚地知道，虽然重建国家和反通货膨胀斗争使削减军事拨款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削减却大大危害了法国军队的真实和潜在的实力。尤其是人们看到，同拥有6000多万人口和更加发达得多的工业的德国相比较，拥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则力量弱小得多，除非阻止德国重整军备。因此，1924年，在左翼联盟获胜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32年初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两人，建议签订一份旨在强制性仲裁一切危机的《日内瓦议定书》，如能签订这份议定书，就能使拒绝议定书构成一种会自动招致军事惩罚的侵略行为。但是，唯独“自动”实行军事惩罚这一条激起英美两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象苏联一样参与这个反对，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国际联盟成员。英美苏三国使法国的计划搁了浅。
然而，有理由认为，德国在此时间正在重新武装起来。冯·泽克特将军从1919年7月9日指挥德军以来进行的重整军备，业已取得重大成果。在1929年发表的《士兵的思想》一书里，泽特克强调了职业军要有学习新技术和设计现代战争新观念的能力，正如德军是职业军那样。从方法上讲，他研究了那些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武器的原型，并且能够到外国去试验这些武器。然后，德军的总兵力上升到15万人，军人的服役期限先后减为6年和4年，以致很快重建起一支可供动员和训练有素的后备军。最后，1932年，德国军事预算增至7888亿马克，而三年前仅为4300亿。在法国领导人眼里，德国正在跨越一个个如同德文所谓的“德国国防军”的阶段，换言之，将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德国军队扩大为一支拥有21个师的军队。③
在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整军备。④1932年2月5日，法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安德烈·塔尔迪埃提出了一项关于对各国军队实行严格限制、但同时建立一支国际军队的计划。这支国际军队将会由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签订地区互助协议的国家的部队组成，并且唯独它可以拥有轰炸机、重炮、坦克和战舰。美英两国再次挫败了法国政府提出的这项计划。当赫里欧在1932年春天选举之后重返权力时，他也想达成一项关于裁军问题的总协议。⑤因此，国防部长兼法国驻日内瓦总代表约瑟夫·保罗－蓬古尔奉命起草一份后来以《建设性计划》⑥著称的新计划。戴高乐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看到了新计划的起草过程。10月22日，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讨论了新计划。接着，在10月24日上下午又举行了两次会议。⑦戴高乐在几位代理秘书的军官之列，列席了所有这些会议。这份《建设性计划》规定，要向任何遭到侵略的国家几乎自动地提供援助，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计划倾向于把欧洲国家的陆军归并成“一支短期服役的、人员有限的、不适合于突然进攻的”和没有重武器的“国家军队”。但是，参加新体制的国家将把那些专门用于联合行动、为此配备全套现代武器的部队交付国联使用。从各国军队中抽出来的其他一切重武器则贮放在由国联监督的地方，只是用于被国联所要求的“联合行动”或者用于“正当防卫”。此外，武器制造以后会“受到国际一级的监督和组织”，由国联检查每年实行一次特殊监督，检查各国是否执行计划中规定的义务。
贝当和魏刚认为，对法国来说，唯一的安全仍然是法国军队保持其对德军的优势地位。⑧可是，赫里欧和保罗－蓬古尔认为，他们制定的《建设性计划》会确保法国获得美英两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从和平时代起，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军队，唯独它拥有现代武器，立即用于抗击侵略者，侵略者拥有决定性优势。10月28日，在阿尔贝·勒布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建设性计划。
11月14日公布了《建议性计划》。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计划于12月10日，达到了与制定者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⑨英国首先谋求让德国重返裁军会议。为了裁军，英国要求宣布这种迄今被法国加以拒绝的“权利平等”。因此，英国竭力要将德国的权利要求同《建设性计划》挂钩。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前后持续了12月的第一周。赫里欧最终是这样确定其立场的：“法国承认，会议的目的是要赋予德国和其他被凡尔赛条约解除武装的强国以权力平等——这是在一种包括对各国安全和对法国本国安全在内的制度下享有的权利平等。”⑩当时由冯·巴本总理领导的德国政府赞同这一立场，并利用其返回裁军会议和参加未来的“安全”制度，通过12月10日下午2时30分签署的协议，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权利平等”。从《建设性计划》那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而且50天后，希特勒就上了台。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3）
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证人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想从此次经验中汲取全部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无可争辩地是，德国刚刚取得了重大成功。人们业已知道，德国或多或少地是在悄悄地重新武装起来。现在人们可以肯定，德国以“权利平等”的名义继续和加速其重整军备，援引法国军队仍然处于对德国的优势，来证明其重整军备的正确性。诚然，严格地说，凡尔赛条约并未被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说，法国可以根据其第249条，对任何现行的和无可争辩地违反军事条款的行为展开军事反击。但是，人们刚刚承认德国的“权利平等”，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向德国提供了强大的根据，支持其重整军备。再说，人们证实，在这种涉及到欧洲大陆平衡的事件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毋言争辩地支持德国的立场，事先同意德国拥有一支至少与法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在没有获得由《建设性计划》确定的任何保证、甚至让法国计划永远消亡的情况下同意德国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或多或少的短时间，德国的军事力量将会赶上法国的军事力量，届时，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潜力比法国大得多，因而使德国获得优势。此后法国面临着双重前景：法国有可能被强大的德国远远地超过，尽管德国从1918年以来远远地低于法国；但与此同时，在突然爆发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时，法国有可能面对德国，处于孤立状态，就象人们刚刚看到的英国支持德国的举措所暗示的那样。
1933年，戴高乐整年都在制定和形成其关于反击的思想，他认为，而今，法国面前临着可怕的挑战，应当对此进行反击。其成果是，戴高乐在1934年5月5日发表了1940年之前的最重要的著作《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从《建设性计划》被埋葬以来的18个月里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还加强了下述决心和信念：必须完全重建法国的防御体系，但时间却很紧迫。戴高乐首先看到，法国军事机器遭到了逐步的、但显然是不可阻挡的毁坏。1932年6月，国防部预算削减了3亿法郎，同年10月，武器拨款削减了1亿2千万法郎。1933年1月，人们规定削减国家支出40亿法郎，其中削减军事支出20多亿，削减陆军预算一半。由此看来，必须减少20个至14个现役师。然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还要制定一个新法，但不能肯定新法在议会两院投票中通过。后来，人们计划在3万名军官的总数中裁减5千名，何况在翌年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业已取消了1800名军官的就业机会。1933年底，必须重新考虑削减军事拨款，原定的1934年度预算只能征召不到20万人的兵力。换言之，有20个师里的5个师，即和平时期的四分之一军队，不再被视为现役师，要由一支比例太大的后备军来补充。
1934年是法国军队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的一年。在2月6日发生骚乱，导致达拉第政府辞职和杜梅戈内阁这个包括从右翼到激进社会党人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贝当在同年担任国防部长。这时，贝当从魏刚那里收到了一个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证实了法国统帅部对德国重整军备、对法军力量的削弱、甚至对人们开始在法兰西帝国中觉察的混乱及其对殖民军队的影响表示忧虑。“近年来，人们看到，”魏刚指出，“北非部队的思想状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演变。这种演变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演变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果，其严重性谁都不应该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看到，新兵入伍的人数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与1932年相比，1933年减了5000个入伍合同），重新入伍的人数也有下降。士兵更加不满，不大忠于自己的上司。他们更加关注外界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平民来往，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现象。在军纪的表面现象后面，可以看出，士兵的精神倾向于脱离我们。去年，在驻扎法国的部队里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名法国军官被一名土著军官杀害，士兵开小差，军人参加土著革命者大会。”⑾魏刚感到惊慌，从中发现了一种反殖民秩序暴动的预兆。显然魏刚分不清这种预兆的原因、基础、届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但他却看到了严重后果……
事件爆发的日子在临近，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人们可以认为，到翌年1935年，萨尔地区将要通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法国战时诞生的“一代出生率很低”导致减少每年可动员的兵力。因此，人们决定将服兵役的期限增至两年。但没有任何迹象——绝对如此——表明，法国统帅部在考虑改变其学说和战略。相反地，1931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魏刚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继续就一份由其前任贝当主持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基本文件进行工作。这份基本文件就是《关于大部队战术问题的临时指示》。文件确认连绵不断的战线是攻不破的。文件规定，“进攻只能在集结强大的物质条件、炮兵、坦克、弹药等之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进行。在发动进攻之前，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旨在集结军队和使用军用物资的准备阶段”。由此而来的是一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观念：“坦克打破敌人的消极障碍和积极抵制，便于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