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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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4）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1）
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十三万三千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之后 ①；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六千六百七十五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二十一万六千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四十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十八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四十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①；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四百三十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四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一万八千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三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 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或人民币八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五万元。这引起一百六十个中国记者和七十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八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 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 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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