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4）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房子都是崭新的；有坡形屋顶和落地玻璃窗；无论高矮；都是西洋的风格；既亮丽又典雅。原来从1990年起；城市里的住宅就一代比一代更新颖更漂亮；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同80年代以前的房子区分开。有些房子在那个紧缩的年代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被人们叫做“烂尾楼”。例如在北京市中心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交叉口上的一栋大楼就没有完成；十多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顶一直仰望天空；日晒雨淋；现在也封闭起来重新建设；不日就将脱颖而出。80年代以前还不敢想象、甚至根本没有见过的很多物质享受；现在全都进入他们的家庭。家用空调机和自动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自动点火燃气灶、卫星电视接收器、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易洗免烫的衣服、双层中空玻璃窗、防水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录音电话、对讲机、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自动防盗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中产者的家庭就像一个时代进步的展示厅；每年都要增加几样新鲜玩意。商店里面有什么；他们就要搬回来。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最便宜的也要五万元；所以对于中产者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报纸上已经在说；要不了多久这种电视就会普及啦。果不其　　然；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广告说它降到三万元了；所以它在2002年很自然地成为中产者的新目标。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两千六百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五十七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一千度还是一百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做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　　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人的女儿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那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百分之二十五最看重服务水平；百分之十五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燕莎”来的人中；每一百个里有二十三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三千五百；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　　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三十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三十六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一百对夫妻中有二十八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六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　　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六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五点才回家；每周学习十一门功课；每天六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六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十二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　　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一千六百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百分之八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