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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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赫馀拥牡却换厝ゾ桶盐恼滦闯隼矗豢窃�1998年最后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北京官员来调查一番之后；为严涛父女和他们的乡亲伸张了正义；还把几个民愤很大的官员撤了职。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两个记者也“没有想到问题处理得那么快；力度那么大”；不禁心里也高兴。 有一天张坤忽然受到一个昔日同事的邀请；说是好久不见；想在一起坐坐。于是如约前往；不料席间主角竟是那个因此事而被撤职的乡党委书记。 昔日的书记如今改换门庭；酒过三巡；话也多起来：“……唉唉；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市里××对我好着呢；问题发生 后；我和乡长都下了台；但我现在被调任到另一个乡当人大主任；比过去舒服多了。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还伸出一只手拍着记者的肩膀：“我这次来；主要是带新任班子来认识认识新闻界朋友；请请大家；以后再去采访；提前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合肥不就这么大吗！谁不认识谁啊……” 张坤定睛一看；旁边还真坐着一个人；正是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1）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法轮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夜色降临时；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 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 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 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 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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