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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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6）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7）
他的另外一条语录是七年前编出来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在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 义’。”这是在“打圆场”；可是禹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屑地说：“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现在；十四大开过了；中国的政治风头又转到他这边来了。他冲着到大邱庄来参观的一大堆高级官员；旧话重提；而且是变本加厉。“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他用手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儿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的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批了我四个月；在一个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也算是能耐？” 老实说；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有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的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小的村庄去做官；但是；关于他的种种传奇般的故事弥漫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说他是最大胆的“改革家”、最杰出的“企业家”、为所欲为的“庄园主”、无 法无天的“土皇帝”……这一切看来都有事实的根据。他偏居乡村一隅；时刻把眼睛扫视着全中国；同时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那个古老和现代相交融的王国。关于他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典型的中国色彩。 禹作敏曾经领导的村子；名叫大邱庄；在行政上属天津市静海县；坐落在一片浩浩荡荡的盐碱洼中；距离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只有五十公里；但在70年代以前；这里始终闭塞；潦倒；鲜为人知。只是当诗人郭晓川在这里写下他的新诗《团泊洼的秋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它是京城文人们的流放之地。可是到了80年代；这个濒临破产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民最引以自豪的一个工业大镇。三千多个村民中；每一个人的年收入都要超过国家主席的收入。它由于富裕而得名；名声之大几乎能与首都并驾齐驱。报纸的编辑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村”；或者是这个国家的“首富村”；成千上万的人们到这里来朝拜；就如同60年代到山西省去朝拜毛泽东欣赏的大寨一样。 在1992年秋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到这里来的人更多了。每天有两千人；分散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比坐在楼里那个人的级别高；可是却被告知；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不得进入楼内；只能在外面瞅瞅。于是大家仔细观看这座大理石建筑。正面是主楼；有四层；有点像宫殿；又像古堡；据说是给禹作敏一个人使用的。两侧则是两座圆形的两层建筑；给正副总经理使用；再两侧；是游泳馆和健身房；房顶被巨大的玻璃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光。主楼的左前方；有一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那是禹作敏发表讲话的地方。 他是1992年12月26日开始在这里办公的。原来打算在新年的第一天搬进来；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毛泽东的生日；当即 决定他的新起点要从12月26日开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正好在这一天来采访他；看着他坐在崭新的大班椅上；心情舒畅；侃侃而谈。“你可以写我的办公室。”他对记者说：“你还可以告诉人们；我的办公室就消灭了‘三大差别’。这个差别；大邱庄已经消灭。如果中国的一百万个村庄都有了这样的办公室；整个中国就消灭了‘三大差别’。” 张建伟被这些话感动了；但是他是那种更相信自己眼睛的记者。他站起来；从禹的身边走过；走到窗前；透过玻璃望下去；广场上的参观者“就像一堆堆焦虑不安的蚂蚁”。那些人都说是来向禹作敏“取经”的；未见其人；就先看到楼前静静卧着的他的“奔驰600”。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轿车；不免惊讶。 “奔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在禹看来；这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于图腾的含义：它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农民的尊严。有一段时间；他换了别的车；而把“奔驰”永远停放在他的楼前；因为他发现属下的那些农民；都把这轿车看做是政治的晴雨表。“俺们就是这样；只要看见禹书记的车在；就放心了；要是不在……”一个村民说。 一个没有经历过中国农村生活和不了解中国农民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这一切是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多少感性知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九亿农民和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的神妙含义。 大邱庄在外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思议。这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有几栋农民住的公寓楼房显然是新盖的建筑；其外观与内部的质量均胜于城里一般居民的公寓。最令人瞠目的是村子中心一处被叫做“人才楼”的院落；内有十六栋小楼；造型不一；饰以淡淡的黄、白、绿三色；有点像西方乡间的别墅群。小楼内外全是新辟的花坛与 林荫；花繁树茂；掩映群楼；俨然如京城国宾馆“钓鱼台”的模样。这建筑群中住着二十多户农民。他们都被认为是对这个村庄的富裕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禹作敏；他的四大总厂的厂长；一位会计和几位工程师。他们每一家或者两家居有一栋楼房。这些房子造于8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每栋造价十四万元；这相当于当时城里八十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 昔日的贫穷现在已成为农民炫耀富裕的陪衬。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办起二百五十六个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给全村带来数千万元利润。小村百姓把这些钱中的五分之一拿来修建那些豪华的楼房和街道；这笔钱比他们所在的静海县全年市政建设的费用要高出二倍半。 大邱庄人以中国农民特有的那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把这一切归功于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老头子给的；职业、待遇、地位、能力；甚至婚姻”；这个村第一总厂的厂长张延军说；“我对他感激不尽；把他当我们家老人看待”。他们如此崇敬地谈起的这个人；正是禹作敏。几年前；三千多大邱庄人讨论他们的“老头子”应当拿多少工资；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年薪应得五十万元；这相当于那时候国家主席年收入的八十倍。这位党委书记认为他所受到的崇拜理所当然。“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他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还说：“美国总统能拿几十万美元的年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拿这么多？” 这种话在中国人听来近乎狂妄；让人反感。不过；他只是这样说说；并没有真的拿这“五十万元年薪”。他的年薪是大邱庄里诸多神秘当中最神秘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两万；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十万或者二十万。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最重要的支出；比如他的豪华而巨大的住宅和他的“奔驰600”轿车；根本用不着他自己掏钱。按照中国既成的经济制度；他的公司为集 体所有；他具有绝对权力支配集体的财产。在1993年他被警方逮捕之前；这些财产至少有五亿元；每年为他创造大约一亿元的利润。 由某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而发动；掀起一村庄、一乡镇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飞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中国人把这叫做“能人效应”。农村的贫穷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缺少教育和愚昧无知。直到今天；那里面仍然有大约两亿成年人不能识别简单的文字。但是他们具有识别自己利益和模仿他人成功道路的本能；也有着一呼百应的冲动。这就使得“能人效应”在中国的乡下格外鲜明。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发达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英雄豪杰。 无论禹作敏后来被证明怎样劣迹斑斑；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是中国农民中最杰出的人物。他面色黑黄；瘦削而有棱角；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目光炯炯；既执著又机警；有如他在家里豢养的那两条大狗。那两条狗总是盘踞在猩红色的羊毛地毯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禹作敏则常常独自一人倚在一个银灰色的长沙发上；将他的穿着皮鞋的两脚提到沙发上来；盘腿斜倚；那姿势活像十几年前坐在他的破草房里的炕头上。一个记者说；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相交融的典型场面。 禹作敏的豪华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把大邱庄里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这是古时帝王才能使用的称谓。他在村口竖起一座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然后颁下旨意：所有来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这是把他的牌坊当做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了。他冬天不戴帽子；夏天不开空调；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棒米米查粥；最喜欢的姿势还是盘腿打坐。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民的欲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 自己一样”。他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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