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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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和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三十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情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1992年；王朔三十四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和二百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 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秉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秉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一百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二百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五千元到七千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五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一万五千元；张行和田震；四千元到五千元；孙国庆和范琳琳；三千元到四千元；解晓东和蔡国庆；三千五百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四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六十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 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两千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①。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四十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一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做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七百八十四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上海人收入最高；三千一百五十六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①。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七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二百元；有三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一百五十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三千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四千元；你就属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五十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五十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四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结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琅满目；全都是普通中国人看不到的外国货；可惜不接受人民币。有松下二十九英寸“三超画王”；每台一千零四十六美元；东芝双门电冰箱；四百零六美元；韩国大林摩托车；一千九百六十三美元；好易通电子词典；一百一十六美元；意大利皮鞋；八十九美元；美国不粘锅；十点六美元；荷兰食品加工器；一百一十八美元；葡萄牙咖啡壶；七十二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免税商店不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留学生、官员、工人、海员；每天都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免税指标折合成美元；或者转手倒卖给那些兜里有钱、却没有出国机会的人。没有办法买到免税商品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获得高档的消费品。完税之后的“劳力士”手表是两万美元一块；端端正正地摆在上海荣光钟表店里。《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里斯托弗不相信这在中国能遇到买主；就去询问。“肯定会有买主；”表店助理经理石光辉一边回答；一边用不屑的眼光在这美国人手腕上的塑料数字表上扫过去；“中国有的是有钱人。”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4）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作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十三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二百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十块钱（外国人要花三十块）。有四百三十五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一百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四万至六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六千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汇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八十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三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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