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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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6）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即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秖、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回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十三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著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1）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六千五百元以后；连续十五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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