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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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在哪里见面？”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
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国庆观礼绕道澳门上京（2）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统战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中共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 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四部分：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团结同侪创建地产商会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