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金山 作者:许晓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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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8年3月12日到香港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将近30年之后，张旋龙依然能够准确说出他到香港第一天的日期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四星期日，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当时的张旋龙并不关心这些。
在去之前张旋龙曾经给父亲拍过电报，而到了火车站却没有见到父亲来接。他想给叔叔婶婶打电话，却不会用电话机，只好委托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帮他打。〃后来我知道父亲当时是去出诊了。〃叔叔把张旋龙带到了香港岛北角堡垒街，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小黑屋。
第10节：阳光灿烂的日子（1988～1996）
本来以为父亲在香港正享受着荣华富贵，却没想到父亲竟然住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地方，张旋龙感到与自己心理预期的落差很大：〃父亲的房子很小，收音机、电饭锅、碗筷、几本书等都堆放在里面，睡觉的单人床也非常局促。这时我才发现父亲一直很辛苦，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做的医生职业还没有申请到牌照，收入不稳定，只好到各个亲戚家蹭饭吃。父亲说他最喜欢吃面包，其实是因为面包最便宜。
本来准备到香港圆自己的大学梦，张旋龙发现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他没有敢和父亲提上大学的事。张旋龙对当时的情景仍如历历在目：〃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从底层做起，扫地、看门，薪水600块。〃张旋龙在亲戚的皮箱厂卖力干活的同时，晚上还不忘读夜校学英文。
张旋龙一到香港感觉父亲的生意并不好，就很快跟母亲联系。1978年底，母亲、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到了香港，除了父亲独自经营效益并不好的公司之外，一家人都在外打工挣钱。
1979年，张旋龙开始做导游，加盟的是香港最大的地接观光旅行社Wondering，主要带中国台湾、东南亚的旅游团。尽管做导游的张旋龙不懂广东话，不懂打扮，又没有学历而被部分香港人看不起，甚至有被一个来自厦门的姓王的老导游赶下车的经历（因为老导游怕他学会以后和他竞争），但导游这个职业打开了张旋龙的眼界，也锻炼了对人的观察力，更学会了如何与人和谐相处：〃我做导游两年，跟巴士司机和商店老板都说，如果又能做生意又能做朋友，是最好的。〃这种与人交际的原则一直延续到张旋龙后来做生意的过程中，既做生意又交朋友，皆大欢喜。
基本工资600元加带团购物的提成，张旋龙的钱越赚越多，父亲的生意却是一路赔本。〃我那时候一个月差不多能挣上万块钱。当时一家人在一起做，挣了钱都交给父亲。我其实一直都有心思帮父亲做生意，但是我做导游那份工资挺好的，父亲最初那个生意也没看谁做得很大。再一个想法是挣了钱做一个旅行社，因为那些带队朋友常对我说〃你不如自己开一家旅行社〃。
做导游的后期张旋龙基本就不再直接带团了，而是培训导游。〃做导游的那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深刻体会到做下层人的辛苦。别人当时给我小费，我会非常感激。因此到现在我还保持着给小费的习惯。〃作为一个在商场叱咤风云多年的商人，张旋龙与对底层人的理解令人钦佩。
2007年10月9日下午2点，在金山上市仪式完成后从香港到珠海的游船上，一名记者这样记叙道：〃未吃午饭，饥肠辘辘的我决定在船上点一碗牛肉面。坐在一旁的张旋龙看见了，很绅士地抢着付账，受宠若惊。〃这种一贯的谦和姿态，让每个和张旋龙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舒服。
香港大老板，
年，中关村还是一片麦田，尘土飞扬的土路穿行其中，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但路两旁的树木长得很高大，破落的铁皮房子林立道旁，和当时许多中国农村的场景并无多少不同。
由于海淀供销社坐落于现今的海龙大厦附近，逐渐聚集起了许多经营电子产品的小门脸房在这里能看到最新的软件、硬件和最新的观念，感觉和世界的距离很近。因而，在七八十年代中关村周围就形成了最初的商业环境，为日后中关村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机缘。
当北大、清华的学子们〃没事就在白颐路晃荡，定时去北图看书，秋天骑着自行车到香山看红叶，也经常到海淀斜街逛一逛，偶尔到中关村游泳池游泳，日子过得简单自在〃的时候，商人张旋龙从香港来到中关村，并无年轻学子们的闲情逸致，他是来做生意的。
刘韧在《中关村关系图》中这样描写张旋龙眼中的中关村：〃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的父亲、沈国钧、王安时等人。
尽管1984年的香港金山也只是一个10多个人组成的、做组装机生意、年营业额不足100万美元、只能做IBM二三级代理的小公司，但张旋龙毕竟来自国际商业大都市香港。作为最早来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香港商人，张旋龙一来到中关村就被当做来自香港的大老板看待，受人尊敬和推崇。〃1984年我到中关村，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开放，因为我在香港信息多，有点钱，所以就很吃香。〃张旋龙回忆说。
第11节：阳光灿烂的日子（1988～1996）
在叱咤中关村数年的〃两通两海〃之中，四通的规模几乎是最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张旋龙偏偏就选中了四通进行
的代理合作：〃主要是我觉得四通的人和其他单位不一样，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会拆开来看看这种仔细认真的做事风格让人放心。
四通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由中科院计算中心技术人员万润南发起创办。同年9月四通门市开始营业，在创办初期只销售打印机。与张旋龙合作了一次500台PC的〃大生意〃之后，四通开始涉足整机。四通与香港金山合作做
机，开创了中国兼容机市场的先河。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市场情况做一个简单描述。
1990年之前中关村销售的电脑，基本都是IBM、AST、苹果等外国品牌，客户主要是各部委和机关市场。1983年12月，电子部六所开发的我国第一台PC机──长城
微机（与
机兼容）通过部级鉴定；1985年6月，我国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计算机〃长城0520〃（8086芯片、10M硬盘、512K内存）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此后我国微机产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1986年12月12日，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领导着这款微机的开发组创办了长城公司。由于国家政策（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证）的保护，在随后的数年中，〃长城0520〃占据主流长城是中国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国家队，代表国家在IT产业上的努力。1986年，国家为加大计算机普及力度，组织部分高等院校和工厂研制生产了
兼容机〃中华学习机〃。
在个人电脑方面，由于香港金山生产的兼容机Super PC机价格远低于当时的IBM等品牌机（
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卖2万多元一台，而金山的
是1万多元），再加上作为独家总代理的四通的销售渠道优势，买电脑者络绎不绝，时常排起长队。香港金山和张旋龙在中关村的知名度也迅速大增，〃在中关村，
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当时给四通发的一些货是到机场的，他们创业时很艰苦，员工是用板车、三轮车把货拉回来的。〃张旋龙说。凭借对万润南和四通的信任，四通一般是先拿货，卖掉之后再付钱。而张旋龙将
总代权共享给方正张玉峰并继而进入方正，则是后话了。
1988年，张旋龙停掉了
。当时，建设银行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每次投标都是你中标，但是你的Super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是一个有长远目标的商人，他不想因此而损毁了自己的商业信誉，更不想被拖入因产品品质差而最终亏损的泥潭。他在剖析当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时说：〃1988年前后，HP等大公司进来了，我们组装的Super机和西方流水线生产的模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停掉
是因为技术原因。
〃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
因为生意的缘故，张旋龙在香港、中关村之间两地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旋龙住过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后来住到了距离中关村很近的友谊宾馆和燕山大酒店。在香港他在香港金山电脑大厦17层办公，在中关村他住在燕山大酒店17层1716房间6是张旋龙的幸运数字，如今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在方正大厦的6层，窗外可见北大博雅塔。
张旋龙的事业在中关村，他把中关村大街甲38号的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张旋龙说：〃我老婆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她一直很喜欢美国，但是我喜欢中国。美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我不习惯。1989年我在美国住了一个月住不下去了，回到北京住在燕山酒店，觉得整个酒店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回来了。我想将来退休了，随便找一个人聊天，多舒服。所以我老婆一直说我〃你是大家的人，不是我的人〃。
在中关村，张旋龙完成了与四通的合作，完成了与方正的合作，也结识了最佳合作伙伴求伯君。张旋龙喜欢和人打交道，只要合作愉快他宁愿多分一些利润给合作伙伴，中关村的商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人缘非常好。因此，他也被称之为〃中关村的不倒翁〃。对此，张旋龙说：〃我没有刻意去营造这种关系。可能跟我做人不会坑蒙拐骗人家、做事很直接有关。哪怕是竞争对手，坐下来我也会跟他互相了解。当然我不会翻我的底牌给人家，但见面就要打打杀杀的事情我是从来没有的。
第12节：阳光灿烂的日子（1988～1996）
1986年12月，张旋龙将香港金山开发的金山汉卡带到四通，准备安装在Super机上。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有人给他演示：
启动后，金山汉卡里面的logo全部由金山改成了四通，字体也更加漂亮〃金山汉卡〃变成了〃四通汉卡〃。张旋龙询问是谁做的，底下的人回答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张旋龙感觉到这是一个人才，就想〃一定要见见求伯君〃。
第一次和张旋龙见面，求伯君很腼腆也很紧张，不善言辞，但这并不影响张旋龙对求伯君的好印象。在一次展览会上，一批Super机的BIOS有问题，启动不起来，求伯君干了一个通宵就搞定了，这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求伯君说：〃这个问题香港都解决不了。从此，张旋龙开始挖我。
第二节 他叫求伯君
世纪80年代初，中国软件业的最初起步与叶祖尧先生有关，尽管他的理想最后并没有实现。叶祖尧是美国学者，抗日名将叶佩高将军的三子。1982年，叶祖尧先生带着自己开创的〃软件工程学〃理论来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计算机领导小组的顾问，此小组是中国第一个由总理亲自挂帅的中央级信息产业专责机构。
在叶祖尧、钟锡昌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由总理、5位副总理共同批示，中国软件的第一个专门主管机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中国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宣布成立。在叶祖尧的提议基础上，一项庞大的〃软件发展计划〃出炉。这个计划由以下部分组成：其一，委托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分别从应届毕业生中培养50名软件研究生，选用美国教材，聘请美国大学教授和SUN等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任教；其二，在北京、上海各圈地一块，筹建大型的〃软件工厂〃；其三，召集16所高校攻关国家级项目〃C软件工程环境〃，研发中国自己的软件开发工具等等。
有人评价说，这项计划与数年后印度政府出台的〃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如出一辙。然而，在1985年国家科委领导更替等因素的干扰下，〃软件发展计划〃并未能继续下去，叶祖尧黯然返回美国。对于这个戛然而止的计划，有人用〃中国软件业发展方向一错19年〃来进行评价。
〃如果〃软件发展计划〃继续下去的话，中国现在是否早已成为软件强国？〃然而历史并不容我们事后假设，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看看这个阶段的中国软件史上发生了什么，求伯君又是怎样在当时成为全国程序员的偶像……
苦难财富
年，苏联老大哥撕毁600个建设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停止经济援助，自力更生是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尽管在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1964年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年经济苦难时期（1959～1961）之后，也只是刚刚恢复到〃大跃进〃（1958～1960）前的水平，依然贫困，特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