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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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云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这是林徽因的诗作《那一晚》，语感和意象都拓下了徐志摩诗艺的鲜明印记。其中“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更是对徐志摩《偶然》一诗中“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的遥相呼应。可惜林徽因发表诗歌的那一年（1931年）年底徐志摩便永远喑哑了他歌唱的喉咙，要不然，在他的牵引下，林徽因必定能将她的诗笔变成魔棒，点醒更多美丽的意象，在缪斯的圣殿里，他们将相得益彰。
二、今之女学士
自古情场如战场。徐志摩输给比自己小五岁的师弟梁思成，而且输得心服口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对情敌，论教养程度，基本一致，都是年纪轻轻就负笈留洋，入读国外的名校，徐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梁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论谈吐，两人均出语不凡，富于幽默，徐志摩口若悬河，梁思成言如美玉；论风度，徐志摩潇洒飘逸，梁思成沉稳持重；论书卷气，徐志摩含辉，梁思成蕴秀，两人各有千秋。论性格，徐志摩如冬火，梁思成如春阳，热度不同，但各有各的好处。这样比较一番，还是难分伯仲，那就得继续往下比较。至少有两方面形成差异，一是他们的家庭背景迥然不同，前者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石的富户，后为上海的银行家，给独生子最好的物质享用固然毫无问题，但对其人生诸方面的走势却很难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后者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二公子，从小接受得天独厚的家教，澡雪精神，锤炼人格，都远胜于同辈。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日渐衰歇，而文化理想正在兴头上，这位终生笔不停挥、著述等身的大学者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不待言，要使之薪尽火传，家学不泯，更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梁启超曾因为小儿子思忠选择政治军事学而感到忧虑，他对中国的时局颇觉悲观，认为从事政治很容易堕落。其他两个儿子，思永选择考古学，思成选择建筑学，则甚合乃翁之意，这正是梁启超文化梦的充量延伸。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不断收到父亲从国内寄来的各种与建筑学相关的典籍，其中一本北宋《营造法式》使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确定了自己事业的终身方向。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林徽因的家庭背景和事业追求与梁思成惊人地一致，她的父亲林长民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也是一位书法家、学问家，而且是梁启超的多年挚友，她的兴趣爱好也是古建筑学。“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她与梁思成共听一首乐曲，同调而共鸣。1925年，林徽因与梁思成携手赴美，三年间，两人用心磨合，这样的感情自然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多方考验。梁思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胜机是百分之二百。后来，徐志摩故态复萌，给身在西山雪池疗养的林徽因不断送书籍，递秋波，频频示爱，梁思成仍能稳坐钓鱼台，不急不躁不怄气，更说明他内心具有非常人所有的大自信。
比徐志摩年龄更大些的金岳霖也十分恋慕林徽因，为了她甚至终身不娶，一位理性思维异常严谨的逻辑学教授能如此一往情深，无疑是个不小的奇迹，同时也可见林徽因身上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说，林徽因与梁思成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自然是遭受好一番颠覆，他终夜苦思，第二天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将这话向金岳霖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没想到这位逻辑学教授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竟选择了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世间无数情爱纠葛若能遇着这样设身处地为他人谋想的当事人，将省去多少麻烦和悲剧啊！事后，他们心中全无芥蒂，金岳霖仍是梁家客厅中的常客，而且成为梁、林之间偶发争端的唯一具有权威的仲裁。林徽因多病，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梁思成只可能变成“烟囱”（这是朋友们给他取的绰号），金岳霖同情弱者，倒是偏袒他为多。至于他们夫妇合作论文时互相改来改去，常常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一方只好趁另一方睡着后偷偷改定，这档子事金岳霖就懒得管，也管不着了。
梁思成有大胸襟大怀抱，能化情敌为挚友，肯给妻子绝对的信任，这门独家功夫（并无家学渊源）也是林徽因特别欣赏他的地方。
当年（1928年），梁任公对刚过门的儿媳林徽因赞赏备至：“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信中竟一连用了两个“非常”，这在一向吝于夸奖女人的梁任公笔下也是非常难得的。英国友人里查斯对梁、林的婚姻既赞美又羡慕：“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成果也要比其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这真是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佳配！”更具说服力的评价则来自梁、林二人的多年挚友、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费正清曾由衷地夸奖道：“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最具有深厚的双重学养，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则以感性的笔触描写林徽因和梁思成：“徽——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取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有人将钱锺书与杨绛、吴文藻与冰心、沈从文与张兆和、梁思成与林徽因称为老辈学人中的“四佳配”，就感情、事业上的和谐而言，当然不止四佳配这个数，但他们的确不愧为“混合双打”配对中的种子选手，对此，想必不会有多少人持反对意见吧。
傅斯年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2年4月18日，他致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梁思成恳求研究经费，信中提及林徽因，道是“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这并非谬奖。李健吾与林徽因交谊颇深，对她一流的口才和滔滔的雄辩自然多有领教，他在《林徽因》一文中用幽默的笔触写道：“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都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振声）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若悬河的徽因”在萧乾的绝笔文《才女林徽因》中也有生动传神的描绘：“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阅人多矣，能使他折服的才女又有几个？在哲学教授金岳霖的笔下，才女林徽因的素描则颇具诙谐意味：“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然而，林徽因锋头太劲，总会遭嫉，冰心便曾写过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去讽刺她，对此，林徽因一笑置之。在高级知识分子密聚的沙龙里，林徽因能在其中唱主角，若非妙语连珠，见解独到，谁会受得了她？谁还会以身处其客厅为荣为快？
三、学术良知
林徽因选择中国古代建筑学作为专业方向，文学创作退居其次，仅仅作为副业，只是偶尔露峥嵘。尽管她有不凡的才识，却疏于动笔，基本上是述而不作，虽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留下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只能算是一位相当歉收的作家。她长才未展，不用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属于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在五台山佛光寺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屋梁上，林徽因发现了中国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还幸运地找到那位女施主宁公遇的雕像，这是林徽因一生最感到自豪的事情。她与梁思成常去深山野地寻访那些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岁月人命唯浅（1937年11月，她在长沙时，就险些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成碎片），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专家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在李庄时，林徽因常把莎剧《汉姆莱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挂在嘴上：“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是梁启超的儿媳妇，却能放弃小康安定的生活，甘于贫苦，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梁思成四处颠连奔波，难怪他们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苦况之后，曾深为感慨地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最难得的也许是他们此时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守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十分传神的片断，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军轰炸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这封信的结尾处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辞：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