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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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到电视机猛跳的样子，就走过去，扭了一下一个小钮。
屏幕立刻清楚了。他告诉我，毛病出在垂直控制上。正像玛丽说的那样，修理工就想骗不懂机械的女人，为了多敲点钱。他就是那样的，而我不让他得逞，因为我懂得垂直是表示上下的，而他并没有做什么上下的事，只扭动了一个小钮。
“然后，他走到唱片机那儿，打开，听听，然后关掉，取出工具，递给我一把榔头；要我替他拿着，然后他开始拆唱片机，就像医生在进行大手术一样，为了多赚我一点钱。当他把东西全部拆下来后，他说这——那。”
“是的，亨利太太，请说下去。那人说什么？”
“你不会相信的，法官大人，他说我们家唱片机的低音大喇叭爆了，小喇叭的尖声线松了，然后——然后——”“然后你就——”“是的，法官大人，就在那个时候，我无名火起，举起他递给我让我帮他拿的那把榔头，狠狠地砸在他头上。”
《 完 》
特别债券
赫伯站在门边，一只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圆顶高帽和一把折伞，另一只手搁在半开半闭的门的把手上。
“我走了，妈妈。”对着清晨的宁静喊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日子！”从后面卧室中传出来的声音甜甜的，但是没有精神。“你今晚不会迟到吧？孩子。”
“不会的，妈妈。”
“七点钟，是吗？”
“七点钟。”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扫过起居室，心里不觉一动，他想：我将会怀念这一切。
他看看优雅的家具，红木橱子，里面装着他母亲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个小饰物架，装着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
这个房间——一度颇值得骄傲的房间，每一件家具在晨光中都会闪耀发光。如今，每件东西都褪色、破旧、疲惫不堪，甚至他母亲也似乎褪色、破旧、疲惫不堪。自从1929年，生意惨败，她又成为寡妇之后，她一直在工作，因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从没有舍弃那份工作。
他轻声对那个刚刚闪进厨房身披法兰绒袍子的人影道别，等候熟悉的“再见”声后，再随手关上门。
赫伯进入电梯，按“1”字的钮。这部呻吟着的老爷电梯，疮痍满目，全是年轻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他的名字，想到这点，不禁有些伤感。在四十年的岁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这幢公寓里的，但一直没有勇气在锈迹斑斑的电梯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他摸摸挂在胸前那只怀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冲动，但是天生的胆怯和遵守秩序的习惯，使他将手从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来。他叹口气，永远没有机会了。
赫伯是个一丝不苟、拘泥于形式、生活规律而单调的人。这天，当他步入清晨的阳光中，计划在日落前偷窃五十万元时，他也只给自己一个秘密的微笑。
这天上午和平日一样，赫伯坐在第三车厢的后面，他的《纽约时报》整整齐齐地折叠成四分之一，试着用近视的双眼阅读新闻。
到华尔街站的时候，赫伯和许多身穿黑色哗叽呢西装，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雨伞的人一起下车。他步行一小段路，进入一座灰色的大厦，进去的时候，向门口的保安点点头，再乘电梯上十六层，走出电梯，在一扇不透明玻璃门前站了好一会。那扇门刻着：“泰波父子公司，创立于1848年，纽约证券交易公会会员。”
他顺着一条通道走过去，推开一道栏杆的门，几乎看都不看用粉笔记载着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径自进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六张办公桌，镶着玻璃的档案柜，一道墙边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窗户。赫伯的办公桌和其他人分开着，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资历。
九点钟左右，其他的办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樵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点个头，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资历只少赫伯两年。芬黛小姐是个相当有才干的年轻女人，三十岁，当她扑扑粉后，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经理办公室的橡树门边。接下来是两位低级职员，最后进来的是劳伦斯，他是副经理妹妹的儿子。
劳伦斯刚进来，他舅舅就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检查考勤。他对大家准时到达感到很高兴，然后向芬黛小姐点头让她进去。
十点三十分，芬黛小姐从泰波副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泰波副经理随后走出来，来到赫伯的桌边。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势地说，“一切都好吗？”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种债券下午送到，由你负责。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债券，我们要存到楼下的仓库里。”
赫伯点点头。突然劳伦斯走到副经理的身旁。
“舅舅，”劳伦斯说，“我也来干吧。”
泰波副经理问赫伯，“你觉得怎么样？”
赫伯可不想再要一个人插进来，他说：“我想我一个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副经理说。
劳伦斯回到了他自己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赫伯看看整个办公室，看到没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电话，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给他母亲的，第二个是约人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的，第三个是打给楼下房地产公司的。
放下电话后，他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叠空白收据，这是他上个月从一家运输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下午又要送债券来。
赫伯开始在空白收据上填写。中午时，赫伯差不多填写完了那些假收据，把它们又放回中间的抽屉锁上，然后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电梯，走到街上，快步走过五条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馆，他选了几样食物，端着盘子来到两个男人身旁。两个男人一个很瘦小，一个很魁梧。
赫伯称他们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们是黑社会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个星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找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赫伯解释了叫他们来的原因，当他提到金钱的数目时，那两个人吃惊地互相望望。
赫伯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情没有一点危险，计划得非常周密。”他探过身，说出了他的计划。
计划里最重要的是时间。赫怕知道，同事们在星期五总是提前下班，所以要斯通和布朗到楼下房地产公司假装谈业务，然后从防火楼梯离开。芬黛小姐总是在下班前五分钟到洗手问化妆，抢劫要在她不在的那一刻进行。
计划很简单，当赫伯带着债券进入副经理办公室时，斯通和布朗要跟进去，拔出手枪，抢过债券，打昏副经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要打赫伯，不过赫伯警告他们说：“绝对不许伤人。”
斯通问：“如果那个叫芬黛的女人回来得早，那我们就麻烦了”“是啊，”布朗说，“如果封锁全楼，进行搜身，他们就会找到债券。”
“不，他们不会找到。”赫伯胜利地宣布道，“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债券。”
两个歹徒扬起眉毛。
“那是最后的一个细节，”他示意两个人靠近些，“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当你们抢到东西之后，在离开时，把两卷债券扔进废纸篓里，我会在桌子上留一些废纸，你们可以顺手一扫，盖住债券，然后你们从防火楼梯出去，摘掉面罩，乘电梯下楼。”
布朗说：“那么就是警铃响了我们也没事，对不对？”
“对。”
“不见得，”斯通说，“债券怎么送出大厦？”
“简单得很。警方会问我话，当然会发现我是无辜的。当他们离开后，我就从纸篓中取出债券，放进手提箱，离开。”他很骄傲地说。
“真是太妙了，”布朗高兴地说。“我们抢五十万，连被抓到的机会都没有。”
斯通更实际些。“那些债券我们可以卖多少钱？你说它们很容易兑成现金。”
赫伯说：“可以卖二十五万元。现在，我们把时间弄清楚。”
他们们聚在一起，重新说了一下各个步骤，然后赫伯站起来，戴上圆顶帽。
“再见，”他严肃地说。“四点五十八见。”
三点三十分，特别债券送到。
四点时，他默默祈祷那两个人已经来到楼下。
四点十五分，他拿出一张黄色的收据，放在写字桌上，开始登记伪造的项目。劳伦斯已经离开，另外两个年轻职员也走了，最后是比利。
赫伯看看时间，惊讶地发现，已经四点五十五分了，正是斯通和布朗离开楼下办公室的时间，也是芬黛化妆的时间。
那位秘书小姐从抽屉取出一只大手提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他身边时，冲他微微一笑。
他迅速将纸篓放到最方便的位置，小心地把十来张废纸放在办公桌边，部分罩在纸篓上。然后，看了看，觉得很好。接着，用橡皮筋把债券捆起来，压得紧紧的。又瞧瞧钟，四点五十八分，那两个人该来了。
赫伯紧紧地闭上眼睛，再缓缓张开。这时，门边闪进两个带面罩的人。
抢劫完全依照计划实行。
赫伯从他俯卧的位置，看见债券被丢进废纸篓，废纸滑落，盖住债券，四条腿跑开了。
立刻出现了穿着丝袜的两条腿，芬黛小姐的尖叫声在四墙回响。
一个小时之后，警官问完芬黛小姐和泰波副经理，转而问赫伯。
“这么说，你描述不出歹徒的模样，赫伯先生？”警官坐在赫伯桌子的角上，两脚悬空。
“是的，”赫伯回答说，”一个矮胖，一个瘦高，两人都戴着面罩。”
警察手里拿着一张号码单问：“这是被抢债券的全部号码吗？”
“是的。”
“你还要问我们话吗？”泰波副经理问。
“我想不要问了，我再问问这位赫伯先生就没事了。”
“那么我们先走了。”泰波副经理和芬黛小姐走了出去。
警官在问话时，来回摆动他的脚，踢到了纸篓，纸篓摇摆一下，差点翻倒。
赫伯屏住呼吸，现在有一捆从废纸篓中露出来了！
警官站起身，沉思地望着副经理办公室，赫伯用手肘把其余的纸从桌上推进纸篓。
警官带他向副经理的办公室走去，赫伯看见一个粗麻袋被放在一辆推车上，推进办公室，车后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
警官看了那老女人一眼说：“是清洁工。”说着拉赫伯走进办公室。
赫伯向警官叙述当时的情况，他听到擦桌子的声音，听到纸篓被拿起来，倒进大麻袋。
当他们从副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赫伯急忙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头往下看。
纸篓空了！
当清洁工推着车穿过门，进入走道时，他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背影。
半小时后，警官才结束谈话，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到了街上。
警车一走，赫伯立刻跑到拐角叫了一辆出租车。
当出租车在机场停下时，赫伯跳下车，跑进候机室，喇叭正在播报：“最后一次播报，飞往里约热内卢的706航班的旅客请走4—C门。”
赫伯看看机场的钟，七点。从早晨起床到现在，刚好十二个小时。
在4—C门前，他走到一位穿黑大衣、戴花帽子的人身边，那人背对着他，看着两个行李箱。
赫伯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妈，我正好赶上。”
“好极了，孩子。”声音仍然是甜蜜蜜的，但有精神多了，“一切顺利吗？”
“是的，妈妈，非常顺利。”
赫伯拿起行李，向登机口走去，他笑了，从今以后，妈妈不用再在泰波父子公司当清洁工了。
《 完 》
行刑人
我经常开车外出旅行。在路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两部撞毁的汽车。有时，我会在现场一片凌乱、尚未清理之前就赶到现场。每当我看到人家车毁人亡居然毫无触动，我常常自责自己是一个心肠冷酷的人。
可是，一天傍晚，在宾西法尼亚州的公路上，我发现以前对自己的判断的错误。那晚缓缓地驶过一辆停着的救护车、两辆公路警察巡逻车旁，从灯光中，我看到一幕很难令人忘怀的景象。
她很年轻，不会超过十六岁或十七岁，不过她再也无法长大了。她身上穿的是T恤衫，牛仔裤，脚上却是高跟鞋，衣着不太相称。一头金色的直发，嘴唇涂得很红，蓝镜片的太阳镜吊在一只耳朵上。
不过，她并不是平静地躺在路边，她歪歪斜斜地悬挂在十尺的高空。电话线柱从她的背部刺入，穿透了她的胸膛。当两位穿白衣的医护人员把她从上面卸下来放到地面上时，警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