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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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年轻的销售员非常精通业务，他熟知书店各书架上的谱子。我问有没有勋伯格的《摩西与阿让》，他说这样的谱子有版权保护，恐怕不会让你买。但他还是给出版社打了电话，然后告诉我，他为我订到了谱子。他告诉出版社我是为了学习用，而不是要演出用，于是出版社就同意以八十五欧元的价钱卖给我一份总谱。这部谱子是勋伯格一生最后的作品，是他和自己的灵魂史诗般的对话。但是和凯之一瞬间写出的三张谱子是一种价钱。　　　　
　　　　在musik　riedel　商店，我一下子从勋伯格买到萧斯塔柯维奇又买到俱乐部音乐的drum　&　bass。这些谱子都是厚厚的大开本，有很多音符可看。我的感觉就像农民用钱换粮食，钱出去了，书包里挺沉的，值了。如果买凯之那类近代乐谱，就好似进了日本店，用几袋大米的钱买一小块用玫瑰叶装饰的小米糕。我常会为了那些被装置艺术家放在盘子里的红玫瑰花瓣与黑西瓜子而陶醉，也深受罗兰·巴特把日本包装艺术称赞为最高精神境界的理论之启发，日本的装饰文化，把“无中生有”的价格推到极致，由此论推凯之的复印乐谱，八成是因为他的音符沾了日本文化的仙气，也就因此而贵了。


第一部分：曼哈顿随笔对北京的只言片语（1）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他们不收小费，稍微绕远了路，就把账算在自己头上。开车后上了大路才打里程表，车还没真停下来，就把表停了。　　　　
　　　　坐在出租车里听广播：大部分司机是北京人，喜欢听相声。北京的老相声百听不厌，不仅逗笑还长学问。新相声轻浮的居多，不擅于引经据典。　　　　
　　　　长安街越来越宽大。怎么步行呢？去逛西单和王府井街口那些广场，　是不是要被暴晒？　　　　
　　　　去颐和园的路上，要经过电子城之类的高楼大厦，没有了从前那种顺着林荫道等待见宫殿的神秘感。颐和园的门口乱糟糟。有人往车上塞卖春药的信息。　　　　
　　　　我记得小时候从缸瓦市骑车去钓鱼台公园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因为要穿过很多胡同，到了钓鱼台公园里有很大的树林，到处是小路，自行车颠簸着去发现新的湖边。在国外曾做梦去钓鱼台，穿过树林竟看到一片海洋和冰川，还有海鸥。心里还奇怪怎么当年没发现这个地方？！可见钓鱼台公园给我留下了神秘感。但是现在钓鱼台公园也翻新了。以前那种荒芜的浪漫气息没了，现在小孩骑车，老人健身，游人划船，情人只能散步，没有秘密地方可以躲着风流了。　　　　
　　　　从西单到西四，只有到了缸瓦市还能认出一点儿从前的样子。西四的变化还不大，那个小牛奶黄油铺还在，卖最新鲜的零售黄油，比超市里的新西兰黄油香，据说是从新疆运来的。赶快去买，否则小铺快被拆了，再找不到商店里卖零售新鲜黄油了。　　　　
　　　　登高处看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北京还是供电不足。登高看东边，处处灯光，是北京的一颗明珠。夜晚的灯光是城市的象征，东边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派，住在东边跟住在国外差不多，但很多商店里卖的东西比国外商店的贵。　　　　
　　　　尤其是出国回来或者是外国人，住在城东边觉得日子和国外没有太多变化。不仅是可以吃各国饭，而且银行、邮局都方便。但没有住在北京的感觉。　　　　
　　　　住在西城、南城，尤其是二环以内，才是北京人的生活。在林荫道上散步，街坊邻居喜欢打招呼，祖辈喜欢住在一起，家庭是中心，百货商店里东西便宜朴实。　　　　
　　　　在南城的商店里听到人们议论说：“咱们这儿穷，非典都不来。”果真，南城的人是“非典”时期中最幸福的，他们照样出去到小饭馆里吃涮羊肉。　　　　
　　　　南城有些小商店里卖些出口到苏格兰的衣服，有些老商场里卖的布还是中苏友好时期的风格，加上林荫道茂密，弄得那地区倒像是欧洲小城的一角。不过就是突然闻到了街上公共厕所的味儿，又恍悟还是南城。


第一部分：曼哈顿随笔对北京的只言片语（2）

　　　　北京正在“国际化”，别说东西南北城的北京话区别已经不能辨认了，越来越多的人说话掺着外文，更是不讲究语言细节了。一个北京人叫猫，一个上海邻居过来管猫叫“Pussy”（Pussy在英文中是猫和阴道的同义词），北京人虽听着不得劲儿，但又不好用地方主义来和国际主义对抗。　　　　
　　　　北京话的魅力在于那些土话和口音。现在好的中小学校出来的北京学生仍是说好听的北京话——老北京腔加学生腔，但次学校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喜欢模仿港台口音。也许是宁可想象自己是阿芳阿辉，也不愿面对自己的语言智商。（大学生来自四方，不能苛求口音了，只有中小学教育奠定人的语言根基。）　　　　
　　　　港台文化在北京更风行了，可能是北京人自认不如人家摩登。北京的小姑娘似乎更崇拜台湾男明星。最近闹非典，有几个商业团体发起了一个“中国精神”运动，免得北京人在家时间呆长了闷得慌。这个运动的主要行为就是放风筝。第一次放风筝的时候，还有中国的鼓队在打鼓助兴，来了好多记者和观众。突然有一个不知名的台湾小伙子站在台上，挡着打鼓的人，向观众招手致意，年轻的北京少女们都为他欢呼，记者们马上把鼓队和风筝的事都忘了，全冲着他去了。主办人后来才打听出他是一个台湾明星，最近寂寞了，借着北京人办抗非典的活动，来抢镜头的。后来又听说这个小明星，不仅惹北京小姑娘的爱戴，也惹北方老女人的爱戴。有些高胖的老女人喜欢在家收藏台湾小男生的照片，不知何心态。　　　　
　　　　早就听一个台湾女人说台湾男人比大陆男人“时髦”。不过我想，北京女人要想被台湾男人爱上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要变瘦小，否则会一屁股把台湾风流少年坐死。因为北京女人向来是比南方男人高大的——不高也粗。但是现在的北京小姑娘们突然都变得像港台女人那么瘦小了，不知是小时缺了什么营养还是吃了什么药，还是急于要符合港台小明星的配偶尺寸？　　　　
　　　　北京的小姑娘到了夏天真好看。记得在英国时，年轻男人们开玩笑说，就怕夏天到，因为怕英国姑娘到了夏天穿少了，露出胖身体，对于旁观者来说如同受刑。但是观赏北京姑娘，连我都有快感，个个是窈窕淑女。　　　　
　　　　北京的老外越来越多，大部分老外说中文，这在香港和台湾少见，可见北京是国际化城市而不是殖民地城市。北京人说话喜欢以自己为主题，更不喜欢凑合外国人，北京人一张嘴说话，快又声高，都有单口相声才能，顾不上当翻译。所以老外们发奋学中文，更惯了北京人自顾自的毛病。　　　　
　　　　北京人爱聚会，每天晚上都是各种不同的饭局。一个饭桌子上要是有那么几个能说的，这饭就永远吃不完了。饭好吃，朋友投机，说来劲了，腿一翘，大呼小叫，口若悬河，没有把门的。笑话走到哪儿都受欢迎，直言的说人闲话也不犯忌讳——尤其对谁看着都不顺眼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非典，这种饭局天天晚上都有。　　　　
　　　　如果不是非典，全世界喜欢扎堆的人都渐渐要搬进北京了，因为在北京闲不着。　　　　
　　　　“非典“时期，不出门不看人，但是对好朋友和家里人例外。朋友之间说，要得非典一块儿得。说完就照旧聚会，否则生不如死似的。北京人的义气就建立在不分你我的“一块堆儿”上。　　　　
　　　　我在伊斯坦布尔时，曾问土耳其的导演和教授们，为什么宁可回土耳其拿低工资用低成本做事，而不留在国外挣钱赚名？他们回答说，听穆斯林庙里每天发出那五遍钟声和祈祷声，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听到了那声音，　就有了一生的安全感。北京城虽然没有钟声，还被新建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有北京人在，就有安全感。


第一部分：曼哈顿随笔《觉》剧组说北京

　　　　高艳津子（舞者）：　　　　
　　　　“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从不喜欢到喜欢，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家后才觉得北京是家。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北京是最值得的生活方式。对自然有感触的舞蹈回到贵州，在家乡，飞机一落地，脚一踩地感觉就来了。农家、茅舍、大山……贵州给我的是自然的灵气。而北京给我的不是自然的舞台；是国际化的舞台。在贵州是天人合一，单纯。在北京你不敢不做，不敢不学，不敢不进步。北京的生活是淘汰制的生活状态，　对人的挑剔是高于纯朴的包容。北京只能是精英生存。你也可以说是过日子，但过日子和生活是两回事，因为它的质量不同。我选择北京是需要它给我学习的压力，溶于自然是容易的，但是溶于自然是放弃和妥协。我在贵州的时候是熟柿子到了北京是青柿子。我喜欢永远保持青柿子的状态；因为象征着年轻。”　　　　
　　　　我认识津子是通过合作音乐舞剧《觉》。叫音乐舞剧，是因为舞者和乐队同台演出；如同舞剧和音乐会同时进行。津子个子瘦小，不说舞蹈时寡言，一说起舞蹈，就令人想到“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忘乎所以”之类的词，典型的为艺术发电献身之人。这个舞剧说的是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矛盾。母女俩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重演她们一生的争执。她们有同样长到脚跟的黑发，同样以舞为生命最高价值，但母亲在跳舞的时候脸上永远浮动着幸福和浪漫的革命微笑，动作优美亢奋，如同六十年代革命宣传画中的美女走出了画面；而娇小玲珑的女儿对所有动作的处理都充满神经质；更在意于表现内心挣扎和困惑，扭曲的动作遍布全身细节乃至头发和指尖。于是母亲常质问：为什么你的动作要那么丑？像个鬼？　　　　
　　　　我很想听听津子的母亲罗丽丽（贵州舞蹈协会副主席，一级舞蹈编导）说北京：　　　　
　　　　“我1986年来北京学习，后来回到贵州。我这人就是太热情了；把热情都献给了工农兵，赤脚给农民排练，结果把自己的业务都给忘了。一辈子怎么艰苦都没脱离舞蹈，最后有了孙子才有两年没跳。正在我不想跳舞的时候；这件事来了（指我们这个音乐舞剧），是天上掉馅饼了（因为是受德国in　transit现代舞蹈节邀请），我又开始跳舞、练功了（我听津子说，她妈妈每天踢一千次腿）。以前我们跳舞没有忧愁，都是高高兴兴地跳（得，这又是母女俩争执的话题，这个舞剧中那些现代人的扭曲动作和痛苦表情显然使罗丽丽非常困惑）。”　　　　
　　　　我想多问问罗丽丽关于对北京的感想，但是她一张嘴就说舞蹈，说到她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如何给上千的农民编导和排练图腾舞。这回忆显然比评说北京要激动人心。看来她比女儿更疯狂，只要能跳舞；管它在哪儿跳，跳什么！　　　　
　　　　和两位舞蹈者相比，我们乐队的人要理性多了。杨靖和张仰盛二位演奏家如同身经百战的老枪手，一举手，音符百发百中。　　　　
　　　　杨靖（中国音乐学院琵琶副教授）：　　　　
　　　　 “北京的大师最多。我选择来北京上学，是因为我最崇拜的刘德海先生在北京。我十二岁就离开武汉了，1982年考上中国音乐学院。留校后当老师，但不断演出，把舞台经验总结到教学上，对音乐艺术形成自己的见解。北京对自己的专业最有帮助，氛围好，琵琶的前辈都在北京……”　　　　
　　　　张仰盛（总政歌舞团打击乐手）：　　　　
　　　　“我是山东人，来北京十五年了，要做事就要在北京，其他的地方氛围不够，但生活还是别的地方舒服。我每天练基本功，自己也做midi；　写音乐，最近我改编了《舟山锣鼓》，不用鼓全用锣，下部队演出时我也演唱，就是那种世界音乐的唱法（说着他就唱起来，还申请在演出时唱，我忙作揖止住）。我最近接了一部电视剧，我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匪兵甲！从头到尾四十集里都有我！”　　　　
　　　　看来我们这个小剧组里，我是唯一可以对北京感到麻木的人。我是老北京，不是“青柿子”，每天早上起来掰着手指头算计，北京怎么得罪我了。比如说，北京怎么能算国际化的城市呢？今天我去一家超市买卫生用品，在陈列浴盐的货柜前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外（一般说老外都是指白人）冲货柜走过来，对我不礼貌地一摇手，“哼”了一声。意即：让开！我没多想，在英国受到的客套训练条件反射似的弹出来：sorry（对不起）！我让到一边。但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呀，如果这个情况是在国外，对方应该先说：excuse　me　（　对不起），然后我说，sorry（　对不起），然后我让开，他过去。而这位什么都没说，只是一摇手，我就sorry了。他那粗鲁，像是北京爷们儿，我那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