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缁峤撞惴殖闪似吒霾糠帧６衷谏缁峤撞愕牟罹嘣嚼丛酱螅詹拍岬轿鞣缴缁岬幕浇绦叛鑫侍猓颐侵乐泄挥写车钠毡榈淖诮绦叛觥Ｄ敲凑涡叛瞿兀幸桓龉徒烫趸那阆颉Ｄ敲聪胛实氖牵谖颐钦庋桓雒挥衅毡樾叛觯嗣悄谛拿挥泄餐募壑等贤墓遥芏嗳巳戎杂谕ü贫壬杓评疵植拐庵稚缁峤撞愕姆至眩衔饪尚新穑磕衔幕谏缁岬恼戏矫婺芄环⒒邮裁醋饔茫俊 �
答：我在很多场合和一些政治人士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指出过他们思维上的不全面，就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可以达到人内心的情怀的培养。这是不实际的，此第一点。第二点，文化对于人性的培养，我们所要经历的时间恐怕不见得会比西方更短。好在我们现在方式很多。电视可以比纸质的传媒更快地来表达。但是电视文化也只不过把一个事件摆在我们面前，
而不能作为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情怀来细化某事件。影视剧可以，但如果不允许深刻的批判，则没有人文文化的自然空间。说到我那本书，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我比较安慰的是，至少我比较早地把黑社会作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的现象提出来了。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期的《读者》上有我的一篇小故事，叫做《箫之韵》，这当然是虚构的。我经常虚构这样的故事，然后经常直接把自己介入，然后别人就说，你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塑造了自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我说：“如果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坏人的话，别人就不相信了。别人不相信我是一个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好人。”这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她是学琴的，家境非常好，从来不知愁滋味，只不过有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就业也不成问题。她还要到国外去深造。在她放假的时候，本地有一个画廊开业了，她的父亲和画廊的谭老板是朋友。画廊要招收一个会奏乐的乐师。她近水楼台先得月。设想在画廊中有这样的音乐，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女孩去了，认识了一个青年，名字叫穆晓晓。这女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青年，他是那么的眉清目秀，而且谭先生给他们都买了白浮绸的镶黑边的吹奏时穿的服装。但是后来她发现一些奇异的事情。首先谭老板虽然日进斗金，但还是那么小气，他还要
把事业做得很大。他给穆晓晓的钱是很少的，但是你要随叫随到。我请了画家、评论家来座谈的时候，你得给我们伴奏，一小时给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穆晓晓怎样被聘的呢？在对众多应聘者都不满意之后，谭先生想起了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说：“你能给一个天生的哑子一次机会吗？我不会说话，但是我能吹箫。”谭先生用手机给他发了个短信，问他家是哪里的，师从谁，是不是学院出身，他都答无可奉告。于是就吹。一吹就非常好，就留下他了。不久画廊门口又来了一个修鞋的老头，谭先生觉得我的画廊门口是不可以有人修鞋的，让手下人把他赶走。修鞋的就说：“这城市也要给我一个角落吃碗饭。”谭先生亲自去赶，老头再次相求，这时这个吹箫的青年出现了，老头就说：“小先生，你们都是搞文艺的，你面子大，替我给你的老板说说情。”可是穆晓晓不会说话，他只用目光看着谭先生，谭先生经不住他的目光，一想自己做老板的人，而且是文艺家，就说：“那好吧，你就在这吧。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凡是到我这来的人，进来你就给他免费擦鞋。”所以有些人仅仅为了擦鞋也要来逛一下画廊，所以生意就非常好。谭先生的朋友们包括梁晓声之流就来夸奖他说：“谭先生真有眼力，他虽然是哑子，气质多好，而且箫又吹得好！”谭先生也非常自得。有一天谭先生晚上出来的时候，发现老头趴在窗边往里看。谭先生问：“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老头说：“我也喜欢听箫啊！”谭先生愣了，南方封闭的窗子老头是听不见屋里传出的箫音的。但是他也没当回事。冬天到了，老头经常缩在门厅里，有次穆晓晓写了个纸条（谭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穆清风”，说一个男青年不要叫穆晓晓，太女人化。）说：“老板我可以送给那老大爷一杯热水吗？”老板一想：干吗热水？咖啡！那饼干、香蕉都给他吃吧！谭先生表现得非常好。老头千恩万谢。过了些天，有个台湾的富孀，带着保镖，带着秘书来签了一大笔合同，临走的时候说：“我要他。”要穆晓晓跟她到她住的地方去，为她吹箫。谭先生说：“那清风你就去吧。”因为谭先生刚签完合同。但是清风不去。这一切，那个学院派的女孩都看在眼里，她挡在门口，说：“清风不能去。”谭先生说：“你是我的雇员，我要你去你就得去。”后来老头也在门口说：“人家孩子不愿意去，你们干吗拖人家？”保镖就把老头修鞋的箱子踢翻了，也把老头踢了几脚。谭先生很恼火，清风你怎么这样！这时候女孩说：“老板你怎么这样？他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他们可以带着一个青年去给她吹箫？就因为她有钱吗？”我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简•；爱》，简就是这样对书中的男主人公说的：“以为我穷，以为我卑微，以为我难看，就以为我没有感情吗？我和你一样，心中是有感情的！”谭先生受到指责之后就当着两个青年的面，打手机告诉对方，合同全部取消，
还骂了对方：“你们这样是侮辱了我！”这时谭先生的形象在两个青年的眼中顿时高大了起来。又有一天，一个新加坡的画家来了，省市的领导都来了，画家非常满意，说：“我去过那么多画廊，只有这里有音乐，而且是现场演奏的琴和箫，不是洋乐，我喜欢！”谭先生也非常高兴。正在此时，马路中间传来喊声：“出事了！修鞋的老头被车撞了！”整个画廊肃静下来，哑子穆晓晓忽然说出话来，喊了一声：“爷爷！”而且是女孩子的声音。他跑出去，他看着一辆车刚刚开走，顿足大喊：“爷爷啊！”可是修鞋的老头并没有撞着，是别的一个老头。老头在边上说：“晓晓，爷爷在这呢。”这时候祖孙二人抱在一起哭了。但是谭先生气了：“原来你是女的，原来你会说话，原来你欺骗了我！走人！”祖孙俩就走了。那个女孩也走了。若干天之后，谭先生觉得自己做得是不是不对呢？这时候，那女孩打电话告诉他：“我早就知道她是女孩了，我还追求过‘他’呢。当我知道她是女孩以后，我愿意和她一起骗你。因为她和你艺术家在一起，有这份钱挣，她感到非常安全。一个女孩子以吹箫的状态出来闯江湖是多么不容易，她的爷爷只好她走到哪，陪伴她到哪。”谭先生说：“你去找她，找到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祖孙俩挣钱只因为她的姐姐在生病。有一天女孩打听到了晓晓的
下落，来找谭先生。谭先生发过誓，说：“晓晓不回来，我这里就不可能有别人在这里吹箫。”但是当女孩推开门的时候却发现，又有了另外的人在弹琴、吹箫。这事在谭先生那里，尽管他是搞艺术的，也已经淡忘了。电影厂的编辑们听到我讲了这个故事说：“我们来拍一部电影吧。梁老师你来写。因为法国要跟我们有文化交流，要一批风格现实主义的，内容生活一点的、人物底层一点的电影。”我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最后一幕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学院派的女孩在暑假的时候背着大琴，迎着落日，走在城市的尽头，她的心声说：“晓晓，不管这是不是你的真名字，我要找到你，我要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把这个故事在课堂上讲给我的学生听，我的学生觉得：老师你这是编的什么？因为老师在教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我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呢？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画家朋友们，我也确实到过一个地方，我也确实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跟她聊天，她毕业了才挣一千五百多元钱。而我同时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在90年代初吃大排档的时候，有那么多南方乡村的小女孩在演唱，这时候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女孩，我们坐在那里一招手就过来，十块钱就点一支歌。我这个已经不是穷人的人经不起这个。主人还说“没唱好，梁老师不满意”，我梁老师早就满意了，是你们不满意！钱不给人家，女孩就哭，只好接着再唱。我仿佛从她们背后看到了一群同命运女孩的身影，再接着给我上一只大螃蟹，说一百八。我就说直接把这一百八给我，一百元我留下，八十元给她，不是挺好吗？正因为这些，早就想虚构一个故事，然后我把人物关系列在那里，我说同学们你们来编吧。二十六号我就让我的学生们在编。当然他们编得五花八门，比如说：这实际上是兄妹俩，妹妹在音乐学院，是高才生，她一定是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一定是有妇之夫，毁了妹妹的声誉，又毁了妹妹的学业，哥哥愤恨了，最后就把谭先生杀死了。还有的同学说，事实上还是兄妹恋。我就觉得我的学生们怎么了？现在一般的爱情已经过时了吗，开始是兄妹了，对吧？兄妹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很早的时候父母出车祸死了。不不，不是出车祸，而是父亲负心于母亲，但是还没有结婚，母亲把双胞胎生下来之后就死了，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是最坏的人。然后兄妹俩就分开了，经过了十五六年不认识。他们是亲兄妹，但是哥哥却爱上了妹妹。可这女孩并不爱哥哥，爱上了谭先生，谭先生其实是她的生父。我说亲爱的同学，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我想尝试讨论一下超伦理的人类情爱。我就说了一番话，我好有一比，这就像是孩子搭积木，你们的老师只用寥寥的几块积木，一种简单的人物关系搭在那里，传达出我要传达的愿望。我也在想，可能我今天对你们讲的那些，关于文化，关于文学，包括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对我的学生们，中文系的学生们，真的能进入几个同学的心中？当然我也有我喜爱的学生。昨天我的一个女学生，她是湖南凤凰城里一个清贫的侗家的女儿，也曾经是我们学生刊物的主编。她现在毕业了，在《科技日报》打工。给老师打了电话说：“老师我要采访您一下，我们的主编也陪我一起去。”说句实在话，我明天真想什么人也不见，但是我一想这关系到我学生的工作可持续性的问题。我的这个学生写过《秋菊》，写她家乡的邻家女孩，十六岁就要打工，十七岁就结婚，写了《阿婆谣》。当这样的两篇文章放在我手里的时候，老师终于看到了他的学生抬起头来，回过身去，写自己所独有的角度发现的人物。我在班上读，给其他人讲。我知道，现在要感动大学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的学
生们都说发表作品这么难，我说：“难吗？杨燕群的这两篇作品放在这，老师在刷牙在洗脸，还没洗完呢，就有到我家的记者编辑说：‘这文章是谁写的？我要！’”我们的文化要这个！不是别的，是没写出来，没写得真实可信。我还有个学生写过《父亲》，也是篇好文章。我们的研究生还办了一期刊物，我给他们确定，如果这里没有众多的文章，冲淡我们大学校园里那种甜蜜的轻飘的无病呻吟的写作氛围的话，你们下期不要办了！有足够分量的，不管是谁的，外校学生的，也发在我们刊物上。我们的刊物也欢迎清华大学的学子来投稿。我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矿业大学的男生，他写了几篇文章，我一下子发现这个学生不错，这次又给我们的《文音》投稿了，《文音》的主编说，还是他写得好。《文音》出过以后，在印刷的时候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容，印刷社的女孩说：“我看你们有一期写父亲的，有一期是写农
村的，我看了好感动啊！你们下期还出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写作和民间发生的联系！当然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作，我记得有一次某些影视剧编辑请我去，出题说“女人三十三”，梁老师能不能写？说女人三十三，那些白领啊，她们的婚姻处于一种动荡的阶段，等等。我说我没这经验。还有个选题说“男人六十六”，男人六十六了，临进养老院的心态，我说我离六十六还有若干年，我也写不来。投资方还在，我就说：“我来讲一个故事吧。”我讲了一个小五姨的故事。作为一个作家我经常接到许多信，我接到过这样的信，不断地连续地给我写，而且字迹那么地幼稚，副标题可以看作“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当然不是说她爱上了我这个50多岁的作家。她说：“梁作家，我们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