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国十一年左右，在作者的全生活中，据我的看法，可以说是属于较为安闲恬静的段落。理由在《鸭的喜剧》文中详说：《鸭的喜剧》的抒情诗味特别浓厚，《兔和猫》的描写非常细腻，也许都是安闲恬静的生活在工作上的表露。两篇的背景都是购置不久的八道湾的新居，所以作者也不自觉地有“小院子”“野桑树”等等的描写。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这是《兔和猫》的第一句。在没有说明“三太太”是谁以前，我们不能不因作者说到“后进院子”而略谈几句这八道湾新居的全貌。
这新居一共三进。南向的大门以内，第一进是南房九间坐南朝北的房屋，北平话称为南房。这九间南房一字儿排着，占了横宽的全部，东西并无余地，因此这九间房屋也不宽大。从右数第三间作了通道，加绿色映门四扇，成了二门。东边二间传□所居，西边六间为外客厅，客房，电话间，堆积间等。院子狭长，有榆叶梅等杂花木。
第一进与中进之间有矮花墙与映门一道。
中进为北房三间，东厢三间，西厢三间。间数与第一进相等，而房屋较为宽大。北房三间中，老太太住东屋，大太太住西屋，作者则住中间坑（？）上。西厢三间为书房及内客厅。东厢三间，女仆们所居。院中砖路，适成十字，四方掘泥地上种栽花木。
后进与第一进相同，一字儿排着北房九间，共分三组，每三间为一组。西组三间作者之二弟夫妇所居，中组三间作者之三弟夫妇所居。东组三间亦为客房，当年即为盲诗人爱罗先珂君的居处。
那时作者住中进北房的中间，作者之三弟夫妇则住后进的中组，这便是原文所谓“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的解释了。这三太太姓羽太，是一位聪明多感的女子，未婚以前就到中国，先住绍兴的老屋中，后迁北平（按：原文如此，当时北京并未改北平——编者），说得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她爱小动物，不幸或有丧亡，则作俳句以吊之，间用祭文，亦情感丰茂之作。但我只听间接叙述，没有见过原文。
二十五年前的物价，现在连解释都不容易了。作者说，“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小店买来的。”八道湾附近的护国寺庙会是逢七逢八，每月共六天，仿佛南方之赶集或赶场。护国寺是北平西北城的一个大庙。
“两吊”与“一元”成一个什么比例呢？那时的银圆一元与纸币一元，价值上已经一致。袁世凯帝制败亡以后，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不兑现，时价只值银元五角。公教人员薪俸大受影响，但发薪时银圆成数渐渐增多，纸币成数渐渐减少，欧战完了以后不久，中交票也就兑现了。所以民国十一年一元纸币与一元银币价值相同。
银圆以下的辅币，那时在北平很特别，别通行的一角二角五角辅币都极少见，只流行现铜圆与“平市官钱局”发行的铜元票。“吊”字原是制钱一千文穿成一串的意思，制钱废去以后，一分的铜元十枚称一吊。二分的铜元五枚亦称一吊。作者说“两吊钱”，就是铜元二十枚，或平市官钱局发行的二十枚铜元的纸币一张。现在手边无书可查，据我的记忆，民国十一年北平一元钱约换二十五吊左右。“两吊”与“一元”之比，约为十二分之一，那么在庙会上买与叫小使上店去买相差很大了。原文有一点不很看得清楚，“两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这一元或指一对共花了一元，那么亦不过贵了六七倍。
全篇描写兔的生活非常细腻，如小兔对付鸦鹊的威胁，作者描写道：“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乌鸦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
一对小兔在几个月之内成了两窝小兔的父母：第一窝不知一共几个，经人们觉察的则只两个；第二窝一共七个。这十一个兔子，虽如后一窝的七个，连眼睛都没有开，作者也把它们分成两组，五个较强，两个较弱，给我们一个明晰的图画，其余的四个自然更是活泼到如在纸上跳跃了。
这十一个之中，第一窝的两个小兔，是悲剧的主角，是本篇中的重要“人物”。严格的说起来，三太太所买的一对小兔，后来成为两窝小兔的父母的，与第二窝的七个没有张开眼睛的肉红色的小兔，一共九个都只是配角。
作者的同情给予这一对主角，所以作者的笔锋也环绕着这一对主角。在记述这一对主角时，在记述那九个配角时，在记述“还有一匹小狗名叫S的”时，甚至在记述三太太二太太一家大小及作者的老太太时，为了同情给予这一对主角，所以笔锋或隐或显地一定要扫射到这两个篇中更重要的角色。悲剧主角的死敌，造成悲剧的主导恶势力的所有者：猫。
猫在本篇中所担任的角色，有如《浮世德》剧中的海匪斯多一般，读者即使只见到一个它的隐隐约约的影子，也会全身阴森森的，觉得可怕，可憎，可诅咒，时时刻刻为悲剧中的主角担心。
“三太太说，鸦鹊倒不打紧，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的看，这却要防的。幸而S和猫是对头，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罢。”作者第一次提到猫。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兔和猫》（2）
“这时是连日的阴天，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第二次提到猫，情势渐渐紧张了。
“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爪该不会有这样大，伊又疑心到那常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第三次提到猫，它的罪迹就要揭开。
“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罪迹证实了。
“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这是第五次提到它。
到这里我们才明白本篇题目中《兔和猫》对举的原因，后者是这般的与前者为敌，前者的命运是这般的完全掌握在后者的齿牙的动止上，从此我们又可以知道本篇后半段作者的感慨之所由生了。
作者两次对于“造物”抗议，先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再说：“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
他感慨之余，已经定下了替小兔报仇的决心：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全文就这样结束了。
最后一段文字，表现作者的个性非常强烈，“虐待”，“辣手”，“抱不平”，“猫敌”，“害过猫”，“常打猫”，“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这些都是作者爱用的独特字眼与独特语句。
末一字“青酸钾”是一种毒药，原名Kaliurn Cyanicum，它原是一种气体，是轻、淡、养每种一个原子合成的，与钾化合以后，轻即离去，成了白色粉状的固体物质。这种物质的毒性极为强烈，几乎只要一碰着就会死，据说一只手拿着铅笔写字，一只手拿着青酸钾放入口内，一个字尚未写成人便死了。纳粹德国失败以后，它的特务头子希姆莱，报载是用青酸钾放在假牙中，一咬破便死的。
作者说，“我曾经害过猫”，不知道是不是就用了青酸钾；这次为小兔抱不平，“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以后，是不是即去取用也不知道。
对于猫的爱憎，显然由于性格了解之不同，爱猫的人以为猫是勇猛驯服，并能捕捉人所难于应付的老鼠，爱之惟恐不至。憎猫者以为猫是阴险奸诈，如梅特林克《青鸟》中的描写，为了谋害主人终于自焚而死。相类的看法在各国的文学中也还有，鲁迅先生的憎恨猫可谓在一切憎猫论中最厉害的了。
《兔和猫》以描绘细腻为特性，显露了作者的特殊风格，在《呐喊》的四篇小品中是难得的。它和《鸭的喜剧》虽为姊妹篇，同时创作，同时发表，也用同一背景，而在作风上显然各有特点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鸭的喜剧》（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呐喊》中的四篇小品，论篇幅以《一件小事》为最短，《鸭的喜剧》次之，《兔和猫》与《头发的故事》较长；论抒情诗味则以《鸭的喜剧》为最浓厚，余三篇都不及而各有其他特点。
全篇的中心内容是“怀爱罗先珂君”，而以《鸭的喜剧》先后陪衬，始终贯串。
篇末注有：“一九二二年十月”。据我的回忆，这民国十一年的岁月，在作者的整个生活中，属于较为安闲恬静的段落。结束了绍兴的老屋，新置了北平八道湾的房产，久未团聚的全家人，已在这宽大素朴的新居中团聚了年余。老太太健康快乐，侄儿女欣欣向荣。公教人员的欠薪虽已开始，还没有十分严重。作者和他的二弟之间的情感的隔阂还没有发生。
投入了这和乐家庭中，使这和乐家庭更为和乐的，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君。他留居日本多年，说得一口与日本人一样的日语；在这和乐家庭中，除了老太太与大太太二人以外，其余不论大小男女，他和他们都谈得来，都有很深的友谊。
太太们到布店去买衣料，爱罗先珂君也贡献意见，说这一段好看，那一段不好看；小孩们到万牲园去看老虎，爱罗先珂君也同去，整半天的站在栅栏外面，忽而喜笑，忽而惊恐，欣赏的程度与情感的激动，和小孩子们完全一致。他是一位未婚的男性，声调的清越，约在女低音与男高音之间，听去像是出于一位成年女子和未成年男子之口。而常识之丰富，态度之和蔼，使他简直成了这和乐家庭中的一员。
作者说：“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仲密君是作者的二弟，《说文解字》云：“周，密也”，周与密是同义字。“仲密”等于“二周”，自然便是“大周”的弟弟。所谓“仲密君的家里”，可以有两种说法：鲁迅先生平素舍名务实，一切都愿意由他的二弟出面，例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原是他自己的著作，就用他二弟的名义印行。再如一次新年我去，看见鲁迅先生正在用一颗木质名戳，印在空白的红色贺年片上，“恭贺新禧”等字样都是现成的，盖上去的却赫然是他二弟的名字，我问“今年要散贺年片了吗？”他答“平常都不散，今年来的太多了，不回似乎不恭敬，打算凡有来的就用他的名义回一张，不来的依旧不散。”这已经是把二弟当作家庭对外的代表了。我猜想警察局的户口册上，也报二弟为“户主”的。那么所谓“仲密君的家里”指的就是这个大家庭了。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先生平素自觉只是孑然一身，行李简单，随时可以出走，并没有一个一般意义所谓的家，自然更没有一个可以招待国际宾客的家了。因此他说“仲密君的家里”是自自然然的，谁也看得出来是别一个人的家，与作者的家无关。
这两种说法是互相映带也互相补足的。作者说：“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这显示着作者的住处与爱罗先珂君的住处，中间颇有相当距离似的。然而下文的描写，如科斗如何生脚，小鸡如何吃去了铺地锦，乡下人如何带了小鸭来，小鸭如何跳入水池吃去了科斗，及小鸭如何变成大鸭等等。总之是《鸭的喜剧》的全部发展，又像作者亲身经历。作者的住处与爱罗先珂君的住处简直没有多少距离似的。所谓“仲密君的家里”的两种说法如果明白了以后，这其间可能发生的矛盾自然丝毫没有了。
“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爱罗先珂君”，作者这样的口气，由我来借用，倒是很合事实的。我曾去访过几回，都由作者陪我进入爱罗先珂的室内；有一次也是夜里，纸窗上已经没有灯光了，经作者询问，才知道爱罗先珂君还在熄了灯读杂志。我们便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