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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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矗馐俏铱吹剿暮罕牡谝淮巍Ｋ野锼沓墒椤Ｊ迥甏海罹�5］时，我到上海来了，大先生亦于不久往厦门大学。经过上海时，行李中有只大柳条箱，就是汉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终于没有开始。
先生所译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6］封面，是云的左右连续图案，有鸟头象征，是先生自己采取碑文而设计，并不是我画的。
鲁迅先生有丰富而热烈的感情，为一个艺人必需而难得，在艺术上比在文学上更为需要。先生的爱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与敌的两极端，他的友与敌个个都是达于极点。而且随时有从这个极点变到那个极点的可能。这种性情，在人事上容易发生阻碍，于文艺上却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笔墨及思想的夸张，在外来的感觉中即刻成为浓厚精锐的提炼品，如酒之精，铁之钢了。
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都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文艺家的任务——至少是在现代——在于去旧换新，所以文艺家以批评不良现状而引起革命为能事，于是随时树敌，虽非敌人，亦愿视为敌人，以为练习，服饰举动，亦必避免时俗，以别庸众。这不是骄傲或矫饰，实在是艺人不得已的生活。鲁迅先生以这个理由及与同盟会革命友朋相亲近的缘故，就时时招敌，或者有意的树敌。
先生对我说过：他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这所谓拔草寻蛇也。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以这方法用于恶人；到了第三个时期是对毒蛇迎头痛击了，正是法国左拉，苏联高尔基的工作开始，可恨的病夺了他去了。
他常常赞美民［7］先生从弟谷清［8］先生的打狗法，他说：有狗咬来的时候，尽管对他作揖，尽管退后。退到水边不能再退的时候，呜的一声，一脚踢到水里了。
鲁迅先生虽然赞美，但绝对不用这种打狗法，他不肯打恭作揖，也不会等待与忍受，见人就直接地攻击，他眼睛中的人物无分轻重，虽小孩与疯人以及大家认为毫无理由的批评，他一样的重视，立即发出喜怒哀乐的感情。这是大多数艺人的通病，也是难能可贵的特质。
此外关于技术上的可贵，是他观察的深刻与笔墨的简练，从来不使阅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写社会的阴暗一方面，但他的阴暗中都用美丽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还要美丽，这美丽使人要看，爱看，看了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乡》一篇与《野草》中最为显著，其他处处如此。这是艺术的使命，也就是鲁迅先生艺术产生伟大功绩的原因。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37年初版之《鲁迅先生纪念集》。
［2］Beardsley：比尔兹利，英国插图画家。
［3］“大先生”即鲁迅，“二先生”即周作人。
［4］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现代著名画家，曾多次为鲁迅著作画封面。
［5］1926年春，在各地军阀混战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了北京。
［6］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鲁迅的友人。《桃色的云》是爱罗先珂所写的童话剧。
［7］即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8］蔡谷清（1879…1921），名元康，字谷清，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鲁迅的重要友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孙伏园
一、谢玉生［2］先生的来信
伏园先生：
我去年在厦大的时候，和先生虽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我崇拜迅师的关系，同时也景仰先生，所以我今天有写这封信的资格，告诉先生一些消息：
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在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
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3］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4］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5］之谋臣，伙同张星烺［6］、张颐［7］、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自迅师辞职后，中大文科主任傅斯年［8］，因为与顾有友谊的关系，现亦以辞职相要挟，如顾去，彼亦不干。中大校务委员会现在无法解决，学生方面的意见，可分四种：（一）极力挽留迅师，拒绝顾颉刚；（二）挽留迅师、傅斯年二人，对顾颉刚不欢迎亦不拒绝；（三）主张对迅师、傅斯年、顾颉刚三人均挽留；（四）主张挽留迅师、傅斯年，同时要求委员会本期暂请顾颉刚赴北京购买中文书籍，下期不再聘（委员会亦主张如此解决，傅也同意）。以我揣测，除非第一种办法外，迅师断难挽留。但是第一种办法，傅斯年必去，也会发生纠纷。且学生方面，亦未必一致如此。从此观察，迅师辞职，必不能挽回矣。
迅师预备暂在此休息两月，厦大被开除学生亦有数人随从在此。
专此，敬颂
撰安！
谢玉生四月二十五日
二、鲁迅先生的来信
接到谢玉生先生来信以后，昨天又接鲁迅先生寄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9］一文。此文曾登广东《国民新闻》的附刊《新时代》。今天已经在本刊转录了。信上有提及此文及关于脱离中大的两节话：
“寄给我的报，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10］，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得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11］先生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12］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13］，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三、希望鲁迅先生来武汉
武汉青年是极希望鲁迅先生来到武汉的。萍霞女士的意见可以代表大部分的武汉青年。鲁迅先生之所以被青年认为思想的领袖，并不是他高标一个什么旗帜，要青年都跟着他跑。他只是消极的，叫青年固然不要跟着他，但也不要跟着一切有形无形的旧势力，只要他们跟着自己，听自己的指挥。凡人一生出来就是革命的，看见旧势力，不必人指导，自然摧毁；但要注意的，是旧势力的反动，能葬送青年的生命。这时候如果有人略一提携，但求能免去葬送，青年便自然又往革命的路上跑了。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种无形的领导，实比高标一个什么旗帜的领导还更重要。鲁迅先生对于青年思想界的贡献就在此。
鲁迅先生是不大用普通用语的，他所谓“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用普通语译出来，就是“反动”。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地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从鲁迅先生这新的感觉里，可以看出广东的反动势力已经侵入了中山大学了。而不幸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武汉青年大都是革命的，但武汉的旧势力也就不小，我们希望鲁迅先生快快脱离广东，快快到武汉来做铲除旧势力的工作。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27年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第48号）。由于文中公布了谢玉生和鲁迅的来信，引起顾颉刚与鲁迅之间一场关于“候审”的交涉。
［2］谢玉生，湖南来阳人。1926年由南京金陵大学转学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学生。1927年春，鲁迅到广州不久，他又与厦大同学七人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与鲁迅往来密切。
［3］顾颉刚（1893—1981），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在该校执教，1926—1927年间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
［4］厦大风潮：1926年9月4日，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鲁迅原先准备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后来缩短为一年，最后又缩短为半年，决心离开死气沉沉的厦门而到当时“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许多学生想借鲁迅在校“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积四五年之久”的弥漫全校的“惰气”。于是，学生们也就由挽留鲁迅的运动而迅速发展成了改革学校的运动，这也就是所谓“厦大风潮”。［5］林文庆（1869—1957），名文庆，字梦琴，鲁迅日记中或作“梦琹”，福建海澄人。他早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后加入英籍，时任厦门大学校长。
［6］张星烺，字亮丞，为一老学者，沈兼士离开后，由他代理国学研究院主任。
［7］张颐，字真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26年9月到厦大任文科哲学系教授，后曾任厦大副校长数年。
［8］傅斯年（1896—1950），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校时系“新潮社”主要成员，《新潮》杂志编辑。毕业后又留学英国、德国。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
［9］1927年2月18、19日鲁迅应邀赴香港青年会发表演讲，许广平陪同前往，并担任翻译。《无声之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是鲁迅在香港发表的演讲。
［10］当时孙伏园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曾由《中央日报》副刊刊出。其中《无声之中国》，初载香港报纸，同年3月23日《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时，改题《无声的中国》，署名鲁迅。
［11］梁式（1894—1972），又名君度、匡平，笔名一、何若，广东台山人。1925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文史部，次年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与许广平同事。同时，他又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编辑。因向鲁迅采访和组稿，两人有过往来。
［12］兼士（1887—1947），姓沈，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主任。1926年与鲁迅同赴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国学院主任。以后又曾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13］即广州东堤白云楼，与许寿裳同住在这一座房子里。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
孙伏园
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
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都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微，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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