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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那种风情-第12部分

小说: 那种风情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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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她的心在欢快地跳动。    
    我们在道路尽头拐进一条窄街,夜市的灯火在我们眼前亮起来。我走进第一家店,一眼就看中了那条耀眼的红珊瑚项链,那是由无数细小的红珊瑚串制成的,那样粗而夸张的链子,令人想起海盗船的故事,阿拉伯神灯的故事,想起许许多多传说中的人和事,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它,忘记了讨价还价,一下子就把它买了下来。    
    阿斯旺夜市古怪而又混乱,卖什么东西的都有,木雕,银盘,手镯,“生命之匙”,木雕的吉祥物小猫。我的朋友徐坤看上一只黑色的小木    
    2004年春天,在埃及旅行时的留影。拍照时一当地人硬闯入镜头,要求与之合影,并索要2埃镑小费。    
    埃及妇女很腼腆,当她们想和中国人合影时,她们就相互推着,谁也不敢上前跟我们说话。“能和你们拍张照吗?”他们中惟一的男士走上前来,用英语很小声地问。    
    猫,摊主开价120埃镑,我们拦腰砍成60镑,摊主摊开双手,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又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我们脑子进水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主,丢下自己的摊子不管,一口气追出二里地去,一路自动降价,直至降到30镑时,再次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最后,那只猫以20镑成交,执著的摊主拿出非把生意做成的架势,疯了似地一路狂追,到最后我们觉得他都不是在做生意了,而是在斗气。    
    纸莎草纸画在埃及很有名,许多店都有卖,我们在夜市上发现一家小店,店里的纸画品种繁多。店里的女孩包着包头,却赤裸着一双脚。女孩正坐在店里津津有味地看足球赛,电视屏幕极小,但他们微弓着腰,坐在条凳上看得兴高采烈。    
    我们在柜台旁边选画,他们一边看球赛,一边照看生意,为球队加油,顺带讨价还价,一样也不耽误。我在那家店里选中两幅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变形的、身体超长的女神,她正弓着身子准备吞下即将落山的太阳。画上由于着了金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真像一个梦啊。    
    逛完夜市回到船上,把买到的东西摊在床上,一样样细细观看,每一样都觉得爱不释手,刚把那串红珊瑚石项链戴上,就听到有人说,夜晚的舞会开始了。    
    伊斯坦布尔的早晨〖〗〖〗那种风情〖〗伊斯坦布尔的早晨    
    从北京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要经过漫长的旅程。旅行手册上写着,需“夜宿飞机上”,我没有飞夜航的经验,想当然地以为在飞机上睡觉一定很好玩。    
    深夜时分,首都机场里依旧灯火通明。我们在机场搭乘土航TK21航班,航班上的空姐都很漂亮,机舱里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儿,听说土耳其的香水不错,我们一上飞机立刻就闻到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北京——她在午夜里灯火通明,那是一座玻璃和宝石构成的城市,每一次离开她,我都会感觉到隐隐的不舍。    
    圆窗外的天一直都没有亮,黑得像外星球的某个地方。推算一下北京的时间,此刻差不多天快亮了吧。可这边的天,没有一点亮的意思,身边的乘客,全都歪在座位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只有我前面的一个欧洲男人,打开头顶上的小灯,聚精会神地在读一本书。    
    看样子是一本英文小说。我喜欢在旅行中不知疲倦彻夜读小说的人。而我自己则什么都不读,写小说的人是很少在路上看书的,上路,对我来说,只需要带上眼睛就够了。    
    到达伊斯坦布尔,就像到达天的另一边,灯火在黑暗的天际线下突然出现,一盏,两盏,三盏……紧接着越变越多,以至于连成一片。天空仿佛倒挂,星星布满脚下的“天空”,我们在星星的上面,比天空还高,离地面极远。    
    凌晨6点,飞机到达伊斯坦布尔,那是一个城市即将亮起来的时候,站在黑与白的交界线上,伊斯坦布尔有种半明半暗的美。大轿车开得飞快,车窗外高速掠过的,是一个错落有致的“山城”,这里的房子大多依山而建,高高低低,古旧而又别有韵味。    
    我们到达“金色年华”酒店的时候,正好是当地人的早晨上班时间,道路窄得就像北京小区内部的便道,但他们车技都很不错,能把车开得嗖嗖的,令我这个刚刚学会开车的新手惊得直张嘴巴。    
    酒店里准备了浓香的咖啡,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可惜天气太“酷”,冷得比北京还要过分。我和徐坤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然后上街去逛。    
    有兜售小块地毯的人追着我们,他们用含糊的英语一路自动降价,价钱从50美元,一路掉到15美元,我们不想跟他搭话,毕竟女人对地毯之类的东西兴趣不大。    
    我们在寒冷而精致的街上闲逛,发现一家橱窗上挂有中国字的商店,字是倒过来挂的,大概店主并不认识中国字,上写道“风林火山”。我们在店里果然看到了中国货:从中国来的瓷器和纸灯笼。我们好高兴,用英文跟店主一通闲聊,还好心地告诉他,玻璃上的字挂倒了。    
    店主很希望我们每人买一只“欧亚大桥”的盘子,一想到旅行刚刚开始,我们不想背那么多东西跑路,就婉言谢绝了。因为没买人家的东西,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对店主说,“回来再买。”    
    店主谦和地笑着,“再见。”他用中文对我们说。


第五辑 长发飘过撒哈拉第53节 意大利电影

    那部电影我看了两遍,我在镜头前试图讲述它们,但我发现我不行,电影自有它自身的语言,它与文学中的语言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文学中的语言完全无法抵达的地方。    
    我为做《佳片有约》(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花时间看了多部电影,有一些电影是为“工作”而看,有一些电影是为“喜欢”而看,意大利电影《儿子的房间》就属于为“喜欢”而看的电影,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沉浸在影像的世界里,亦真亦幻,只觉得电影里的世界很近,周围的世界很远。    
    有“意大利的伍迪·艾伦”之称的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位集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头衔于一身的电影狂,他的电影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成为当代最有资格跻身“作者殿堂”的导演之一。他的新作《儿子的房间》在第54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金棕榈奖。    
    《儿子的房间》是从男演员(也就是导演本人)沿着海边的小路长跑开始的。他蓄着大胡子,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看上去非常健壮,正处于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成熟,沉稳,目光坚定。    
    他跑步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运动员,他一直在运动,后面的背景上出现了一艘红色的船。    
    我喜欢这艘红色大船的出现,在灰蓝色的背景上它是那样突兀,仿佛是用画笔手绘上去的一般。红色的船使画面上有了一抹鲜亮的颜色,船头高高昂起,指向生活的纵深处。我觉得这个画面充满意味。    
    紧接着有一个载歌载舞的印度歌舞班子从男演员面前经过,他们一群人在银幕上就像一群突然散开的、五颜六色的糖果,他们开口唱歌,谁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身上携带着莫名的欢乐,这种东西感染着周围的人和事物,整条街上都有一股硬插进来的寻欢作乐的情绪,当然,这情绪只是暂时的,与主题无关的。    
    “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主观视角,强调从作者眼中看到的一切,这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小说”有些相似。“印度歌舞班子”一段戏,就很像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偶然看到的景象。在里面,我们还隐约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影子:拿起摄影机,走到街上去,拍下偶然间见到、听到的一切。    
    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在拍“跑步”那段戏的时候,突然有个又唱又跳的歌舞班子“闯入”,现场的工作人员原本试图“驱赶”他们,但作者灵机一动,不仅不赶他们,反请他们“插入”画面,使电影更贴近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情绪的变化使电影有了张弛感。男演员刚在街上沾染上一身欢乐,回到家中就被一通电话泼了一盆冷水:儿子的校长用颇为严肃的语调叫他到学校来一趟,“现在?”他问。“对,就现在。”校长的语气是肯定的。原来,学校科学实验室的一块化石不见了。儿子被人告发,可能拿了那块化石。    
    电影看到这里,我以为《儿子的房间》会缠进一段令人厌烦的家庭纠纷里,什么“儿子叛逆”啦,“夫妻不和”啦,我对这类流水账式的现实主义一向是没好脸色的,写小说时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在我的小说(如《有毒的婚姻》)中,我们生活的城市已见不到“现实”的影子,我所书写的城市被评论家称之为“独特的魔幻城市”,因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我必须在现实之上开拓出另外一层空间来,使我小说中的人物与空间自成体系,从而使“赵凝小说”就像这位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一样,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标签”。    
    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错误地估计了故事的走向。故事并没有陷入庸常的家庭纠纷之中,而是展现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画卷:一家四口,儿子、女儿都很可爱,丈夫是心理医生,妻子是图书出版商,生活稳定舒适,没有代沟隔膜。如果要不是后来儿子出海潜水出事,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家庭生活简直堪称“样板”,令人向往。    
    在电影《儿子的房间》里,“心理戏”占了很大的戏份。那些敲敲门就进来的病人,在身体进来的同时,也携带着千奇百怪的“念头”进入父亲的房间,那些难以遏制的怪想法,他每天都得面对。    
    “我还是想自杀。”    
    冷不丁地,一个病人嘴里就会冒出这样一句。    
    另一个病人则喜欢叙述一条船,“我上了一条船,船上到处都是尸体……”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那艘外表漆得极漂亮的红色大船——漂亮的外表里往往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电影中那些病人的叙述,犹如一段段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又如镜子,让观者窥见其内心。这在小说中很容易做到,而在电影中,要想展现大段的心理独白,往往费劲而又别扭。    
    儿子与父亲跑步的镜头,在电影中反复出现。    
    我喜欢那些富有层次的、反复出现的跑步镜头。特别是在电影中的那个儿子出事之后,父亲的自责心理使他不断地想到“假如那天我不去病人家里……”每次出现这种“假如”,电影里就会出现父亲和儿子一起跑步的镜头,那个17岁少年身上总是穿着一件鲜红的运动衫,就像那艘红色的船,在银幕上那样耀眼。    
    但是,这“耀眼”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红色运动衫回到了男孩的衣柜,它是那么安静地呆着,没有人来穿它。母亲打开衣柜,拉出红色运动衫的一角,轻轻摸着,然后,无声地恸哭。    
    “在您这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在您这儿,我终于可以哭了……”    
    这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在影片的前半段对父亲说的话,而在孩子出事之后,父亲在听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病人提到“孩子”两个字,作为心理医生的父亲,突然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如果不是“作者电影”,我想任何导演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    
    父亲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竟然去了热热闹闹的游乐场。    
    他坐在那个上下翻腾的“车”里,整个脸都绿了。他的伤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游乐场”这场戏是全剧的点睛之笔,一个伤心的、失魂落魄的男人,被周围人造的欢乐包围着,强烈的氛围对比使看的人和身临其境的人都快疯了!    
    “作者电影”最大的好处在于风格统一,气氛容易控制,台词精准,表演到位,没有人会歪曲作者本人的意思,因为那就是他本人。    
    看过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的作品之后,我今年忽然萌生了要自己改编影视剧的想法,那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气”,只有作者本人最明白。    
    著名的女作家杜拉斯本人也亲自写电影剧本,她的小说和她的剧本具有统一的风格。从迷恋电影,到亲自动手写电影,将小说转变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过程,可能并不比创作一部新作更容易,但我愿意尝试它们,是这位意大利大师给了我想法和勇气。    
    有一天,当我的影视作品做得和我的多部长篇小说一样,成为“精品+畅销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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