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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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