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
“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
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
“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
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
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
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
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
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
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
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
贺龙探狱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具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说什么苞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还要用重刑。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
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以颈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
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
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得山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二比一。
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
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5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山畦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许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
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十三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
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押在台上。
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饯行。”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
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
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
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
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
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
段德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
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
湘鄂西“肃反”是中共历史最为悲惨的一页，也是红军老战士痛心疾首、始终不能忘怀的心结。红二方面军战史曾经总结了湘鄂西内部“肃反”的四个特点：
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都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
段德昌虽然英灵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人民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0节 反抗精神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西夷，号西平，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人。1912年从军，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军长。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省黑茶山，年仅五十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从事军事斗争的一位。
叶挺是中共军事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能走上共和国的红地毯，他肯定会被授予元帅军衔。
他是中共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职业军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天才之一。广州平叛、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几乎早期党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打上了叶挺的印记；
他是第一位红军总司令，比众所周知的朱德总司令早五年；
他的经历充满曲折，既创造过无数辉煌，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据他自己统计，一生之中，三次被判“叛逆”之罪，七次遭受败绩。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三年，三上辞呈，两次出走，最后兵败皖南，谈判被擒。好容易获释出狱，又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叶挺曾经自题墓碑：“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随着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一首的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与叶挺相生相伴，流传后世。
叶挺集军事天才与政治悲角于一身，大喜至悲，含而揉之。他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
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将调皮鬼逼上军旅生涯。聪而好学，敏而多思，使军中翘楚多了几分儒将风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挺最初的名声是追随孙中山赢得的。三战三败，屡踣屡起，他的英勇善战、刚强不屈的品质威镇粤军。三次败仗也让他对龙蛇混杂的国民党深感失望，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叶挺从小性格执拗，富于反抗精神。
他出身贫若农民家庭，父亲叶锡三是个老实巴交的佃农。叶挺曾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三个哥哥都因家贫而病死，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其中一个到夫家不久就因劳累而死。
在叶挺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有办不完的丧事，哭不完的哀歌。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都凋谢在花季岁月，这些给叶挺极大的刺激，使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对黑暗社会产生怀疑和反抗，使他萌生了对“权威”、“神明”的反抗。
在叶挺的家乡，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调皮捣蛋”的轶事。
还是在描红开蒙的时候，叶挺就时常与私塾老师争辩。一日，老师教育学生要好好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话没说完，叶挺就提出问题：“老师，你说的话全无道理，没有人种田，能有千钟粟吗？”
老师说不过他，动手鞭挞他一顿，罚他中午煮饭。叶挺气忿不过，暗中报复，将白沙掺入饭中，把苍蝇裹在卷心菜里，吃得老师满嘴虫，牙齿也崩坏了几颗，大叫：“反了，反了！”
对于乡民供奉的土地公公，叶挺也不以为然。父亲每到初一、十五都虔诚地给土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恩赐一个好年成。父亲年年勤扒苦做，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那十几亩租地上，但打下的谷子都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