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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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9节 浴火重生
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分局、军委要他承认错误，政治保卫局要他交待包庇改组派的所谓“罪行”，各种群众大会要他去接受质询和批评。由于确实查不出曾中生有任何通敌、纵敌和破坏革命的事实，张国焘只好把他的问题定格在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上。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重复以前的四项罪名外，决议还集中攻击曾中生所犯的纪律错误：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
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不能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
曾中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承认进行过小组织活动。在接受审查期间，他经常打听中央是否来信，对中央秉公处理还抱有一线希望。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面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南下蕲黄广的正确性，因此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蕲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于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政治工作的荣誉”，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狠毒，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局在重新讨论曾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遭受贬谪和打击的曾中生把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然后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阻止红四方面军长期无目的的游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城固两河口长涕痛哭的张国焘将曾中生恨之入骨。
山乡冬早，虽然还只是12月，已是北风呼啸，霜雪如银。逶迤的山岭，旷远的雪原，寂寥的驿道，增添一缕肃杀和悲凉。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
两个月前，他还帐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数万，如今伴随在他的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身污水。
纯朴的红安人民用信任和理解迎接他。这里的人们不善言谈，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些花哨的理论和空洞的高调，他们只知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是非，那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
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连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
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流水。
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拥有二十六个县的版图。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用。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七师人”，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他还趾高气扬地致电朱德、毛泽东，批评中央红军没有采取什么过硬的战略行动。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的向西游荡。
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转移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一去不回头，他们开始疑惑。
从大别山到大洪山，从大洪山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秦岭，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五十多天，还没有止境。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六千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
西征途中，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负伤未愈的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一有空，徐向前就跑到担架边嘘寒问暖。对此，张国焘非常不满：“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打仗，整天围着个残废转个啥劲？”
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为什么采取了游荡的形式？”“为什么不先占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华阳，怎么中途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听说领导层中意见发生了分歧？”
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
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说：“这样没有目标地走下去不行，要和战士们讲清楚，打回鄂豫皖，就是铜墙铁壁也打得回去。”
红十师政委余笃三说：“不能任张国焘一手遮天，要请中央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说：“中央派人来最好，我要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战士讲清楚我们是到哪里去？”
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说：“政治保卫局为什么乱杀人，上面也不管一下？”
第七十三师政委张琴秋说：“部队这样像孤魂野鬼般瞎跑肯定有问题，上面的决定肯定不正确，我们要反映，要斗争。”
朱光、王振华、傅钟等人还商量离队到中央告状。临行前，傅钟突然提出问题：“到中央路途远去不了怎么办？去了反映情况组织不承认怎么办？”
想来想去，刘杞、张琴秋、朱光、王振华、李春霖等十几个师级干部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告状，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0节 被捕入狱
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
房间内寂静无声。
“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离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这个问题令大家陷入缄默。
一位师长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
“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
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报给中央。
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其实，早在行军途中，他就从战士、干部乃至身边的秘书、通讯员、警卫员阴沉的脸上看到了军中那团愤怒的火焰。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
12月10日，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充实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
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停止冲州过府式的流动作战。旷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张国焘，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
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
曾中生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共同抗争，疏浚了一条滞涩的铁流，挽救了一支英勇的军队，付出的是自由和生命。他的狱中绝唱竟是一部部价值连城的军事著作，他在书中阐述的军事原则成为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略和战术问题的重要素材。
在渡过军事和党内危机之后，张国焘开始收拾曾经迫使他低头反省的党内反对派。
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首遭其殃。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在镇外做游戏。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旷继勋同志当时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他们两人是贵州老乡。
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我说：“欢迎，那很好嘛。”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
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
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他说：“你不要管！”
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助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
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他说的“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
用绳子行刑，是张国焘的嗜好。这根罪恶的绳索将套向曾中生。
党内斗争的大网徐徐张开，缓缓地伸向军中。小河口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高级干部一个没漏。余笃三、舒玉璋被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软禁，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