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刘翔-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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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宝刚：仲教练当时指给我看刘翔这孩子，我就觉得不错。他身体条件好：脚底足弓处弧度奇大，小腿处跟腱这一段很长。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孩子弹跳能力出众，适合练跳高、跳远。我想让他跟我到少体校练，练出来了，以后这孩子就是全国冠军，是又一个朱建华！当然，至于发展到后来成了110米栏的奥运冠军，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不止一次，训练差不多结束了，顾指导踱着步子过来对我说，刘翔，想不想跟我去区少体校当运动员、拿全国冠军？

　　　　“我可以变成全国冠军？”我看着顾教练，天真地笑。　

晚饭桌上，我爸爸也不止一次地问我，刘翔，如果让你去区少体校当运动员，一边读书一边练体育，你愿意吗？

　　　　我回答：“顾教练说了，像我这种身体素质，将来拿个全国冠军没问题的。”

　　　　爸爸定定地看着我。他心动了，但却不露声色：“翔翔，全国冠军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容易的，谁想拿就拿啊，要很能吃苦才行。”

　　　　“我很能吃苦的，你看，学校里训练那么苦，我什么时候哭过！”

　　　　我爸看着我，笑了，眼睛转而去看我妈。每当这个时候，我妈妈总是把脸一沉，丢下一句“哼，我们翔翔将来是要读书考大学的，谁去练体育”，就理也不理睬我爸，转过头来柔声细语地问我：“翔翔，要不要再添一点饭啊？”

　　　　于是，声势浩大的劝说工作开始了。仲老师、顾教练，加上我爸爸，还有当时我们管弄小学的教导主任常老师（他偶尔也在我们家搓搓麻将。每次被我撞见，他都会把食指竖起来放到嘴唇上说，“嘘，刘翔乖，千万别告诉学校里的老师呀”）。他们一个个苦口婆心地轮番对我妈妈摆事实、讲道理，夸赞她的儿子是多么有天赋，多么喜欢运动。术业有专攻，如果不练体育，浪费了这份灵气就实在太可惜了。

　　　　最终，到底是我爸爸的那份坚持，化解了我妈妈的强硬立场。就这样，在四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职业运动生涯，进入了普陀区少体校。这一待就是三年。　

第三章第2节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全面素质训练的基础上，教练建议我主项练跳高，辅项练100米短跑，甚至还练跳远。至于110米栏，那时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几乎不知道世界上有这项运动。

　　　　刚进少体校那会儿，我属于年龄最小的一批，跑、跳的成绩虽与大同学有一定差距，但在同年龄的人中一直属于蛮出挑的。那时候毕竟人小，竞争和拔尖的意识很模糊，平时训练的时候跑步比人家快个零点几秒、跳高比人家高个5厘米左右，都很正常，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多少。可一旦比赛，我可以把差距拉得很大，把他们甩得更远。我是一到比赛就爆发。

　　　　顾宝刚：让孩子之间互相比试是那时经常用的训练手段。记忆中，刘翔从小就不害怕跟任何人比，哪怕是与比他大一两岁的孩子比，越是比赛他越是兴奋。不像有的孩子，一到比赛当天，早饭都吃不下了，想呕吐；一站到起跑线上，双脚都害怕得发抖。刘翔很放得开，潜意识里充满表现欲，这点绝对是得自他母亲的遗传。你看他的妈妈，性格豪爽自信，从来不怯场、不紧张，人再多的场合，说起话来落落大方，滔滔不绝。刘翔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综合素质测评的时候，他得了19档，别人的评分都在10档之内。

　　　　越是和别人比，我越是拼劲足，比赢了人家，觉得挺开心的。我那时属于跳高组，教练有时会从跳高组、跳远组抽人去和短跑组的人一起赛60米。我向来习惯狠拼，从不知道留余力，短跑组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跑得过我，不服气都不行。每次跑完，他们就喘着气牙咬得狠狠的———你跳高组的人都跑得比我们快，我们还练什么短跑，转行跳高算了！那时我可得意了。

　　　　但狠拼的劲头让我吃了皮肉之苦，直到现在，我下巴上还留有疤痕。一次短跑组的人不服气，叫了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来和我跑60米。那时离开跑道冲刺线不远处就是一堵砖墙，很粗糙的那种，砖角都是突出来的。那人确实速度很快，我拼命在后面追，但追不上，到终点的时候，来不及刹停，“咚”地一下子就撞了上去，下巴一下子撞在一块砖角上，血汩汩地往外冒。一阵麻木过去之后，就是剧痛。可不知为什么我一点都没哭，第一句话就是：“再来！再跑一次！”
恰巧我爸爸到学校来接我，他看到我这样也没骂我，只是用毛巾小心地帮我把伤口擦了擦，再去卫生室涂上点红药水，就对我说：“去，翔翔，继续训练！”

　　　　冯霖毅（刘翔的好友）：刘翔的拼劲，那时就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们出去比赛，4×400米一项临时缺人，教练让刘翔顶替。他的主项、副项跟4×400米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知道中距离跑的技巧，要一开始稍悠着点劲，随后逐渐逐渐爆发。他想当然地以跑60米的全程冲刺速度来跑400米，我们当时在边上都看呆了———只见轮到刘翔时，他把眼睛一闭，开始狂冲。起跑时他遥遥领先，但跑到终点结束时，他远远落在了后面！跑完之后，他整个人都顺势瘫在跑道上，他自己形容说“眼前一片漆黑”。

　　　　体校里那时候风气并不好。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的，低年级的欺负女同学，似乎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进体校的第一天我就碰到这样的事。中午我和队友去食堂吃饭，有个大同学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看到我：“噢哟，这是谁啊，新来的啊？叫什么名字？来来，给我一块肉。”一边说一边就动手从我的碗里面夹菜。我护着碗：“你干嘛？”坐在我旁边的队友小声对我说：“算了，给他一块肉算了，否则要被打的。”我很不情愿地放开手，莫名其妙地看着那个大同学。他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羞愧，还对着坐在我身旁的队友说：“好啦，今天开始，小的进来了，你也有添菜的私人厨师了！”说完便扬长而去。

　　　　后来陆陆续续还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比如，队里的大同学向我们开口借钱，两三块两三块一借，但从来不还。发展到后来，就是“名正言顺”地向我们收取“保护费”，每人一天一块或者五角，把家长给的零用钱都“拗”走。饭票也可以抵充。我们只能饿一顿，回家再拼命吃。可是，一旦我们遭受更大年龄的同学欺负，他根本不会管。那时候，队里的大同学还“规定”我们要叫他“老大”，要我们帮他擦自行车。我有时穿那种戴帽子的衣服，他们就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往里塞小纸片、汽水瓶盖什么的。实在穷极无聊的时候，他们还会编排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复杂“规矩”来。比如，看到“老大”要小跑步前进，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立正，然后鞠躬、敬礼、向后转，跨一步，再慢跑走人。要是不“遵守”的话，就会受皮肉之苦。　

　这些荒唐事，还不能让教练知道。否则，前脚教练把他们臭骂一顿，后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在我们头上。当时，队里面就有同学专门拖长语调，引用电视剧里的一句话：“反抗是没有意义的——统统地交出来！”

　　　　有一次训练慢跑中，跑到一半我溜出去买了包瓜子，回来和两个好朋友分了分，三人一路嗑着瓜子一路跑。不一会儿就有大同学冲过来，把瓜子“瓜分”得一粒不剩。我气不过，转身就去告诉了教练。教练骂完他们便走了，我们可倒了大霉。我的两个朋友被他们“拎”去擦自行车，我则被软禁在更衣室里，让我倒立，身体顶着门板练“铁头功”，直到我委屈得哭出来，这才作罢。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我进体校刚两年的时候。那时我骑的是我妈妈的女式自行车。两个大同学硬是要骑车“送”我回家。他们一个骑、一个坐后座，而我却只能蜷缩在女式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在过一处修路的坑时，骑车扶龙头的那位同学一个不小心，我的下巴便磕在车把上，鲜血直流，缝了四针。

　　　　我天性乐观，加上那时候少不更事，自己多少有点“人来疯”，也经常会调皮惹事。对我来说，这些不太愉快的经历和烦恼，终究来得快也去得快。而这些事情比起后来我去市少体校后所遭遇的恶作剧，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了。

　　　　第三章第3节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训练。要说练跳高还真不容易，弯腰的技术绝对可以与杂技团的人比拼。教练一声令下，我们双手朝身后张去，噌噌噌地就可以反身弯腰弯到双手撑地。一不当心，头也会撞到地上。跳高又是一项对身体协调性要求很高的项目，我们小小年纪，付出不少。煤渣跑道上的起跳处，因为被我们反复踩踏，凹下去形成了一个小坑。还有那么一次，起跳时候我没踏准步点，动作变了形，身体直上直下，双手不得不向后去撑海绵，差点一屁股坐空，跌倒地上。当时情况非常危险，跳高的大忌就是用双手去撑海绵，容易扭伤、骨折。教练和队友在一旁惊呼“当心”，却也来不及出手搭救，我扭伤了脚踝。　

　那时候顾教练的训练，除了严格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长。每天起码要练上三个小时，量很大，是否达到实足三个小时的效果，这倒也不一定。有时候人家队伍训练都结束了，我们还要加班加点。长时间这样下来，枯燥、乏味、无聊的感觉在所难免。尤其是冬天，往往一练，棉毛衫裤从头湿到脚，然后就是冷风吹啊吹，很难受。我这么喜欢跑、跳的人，都有“厌训”的时候。队里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冬天的时候，每每下大雨，天冷，地上容易结冰。太阳再接着出来一晒，跑道就变得一团糟。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可以不用训练啦。

　　　　此外，我们还开始耍小聪明，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训”。我妈妈比较心疼我，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偶尔也会“声援”我一下。大热天的，她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去了。”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电视和空调的诱惑，远远大于蒸发着热气的训练场。直到教练打电话到家里来催问，才和小伙伴们一起很不情愿地出门去训练。

　　　　忘记是谁发明出来这一招的，某天大家忽然传着说如果把手指伸到喉咙里，就可以呕吐出来了，这样能向教练告病假，不用训练了。大家都争相尝试呕吐，我也试了试，但怎么都吐不出来。他们就建议我去厕所蹲会儿，保证能吐出来。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奇臭无比，里面地上都是蛆，要踩着地上垫着的砖头才能走进去。我进去一熏，果然不一会儿就把胃里的东西都呕出来了。可教练哪有这么好骗，一问，你们大家中午都吃了些什么？发现大家吃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就知道是集体在耍花样。教练根本不理睬我们，还说：好，吐出来好，这样你们跑起来就轻松了。把戏终究没得逞。

　　　　冬天，教练规定训练时要穿运动短裤。我就编造理由，今天说我的短裤洗掉了，明天说短裤还没干，后天说短裤被风吹走了。一次两次，教练也就算了，提醒我下次别忘记。后来我再想用短裤的事情来强调理由的话，教练就不吃这一套了。“我……”我理由还没说出口，教练就接话说：“知道你肯定又有什么状况了。在更衣室里帮你准备好了短裤，快去换！”我的“计谋”就此落空。　

　训练日复一日，我们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出各种各样的新鲜花样，自己给自己找点快乐。比如，我发明了绞花式跳高的“专利”，即跳高过杆时，两腿可以像麻花那样绞在一起。再比如，训练之前要搬海绵垫子，垫子很多很大，我们得骑黄鱼车（沪语，即三轮车）搬。黄鱼车的车把很难控制，我们争相试骑，不亦乐乎。那时候的海绵垫子是军绿色帆布面的，旧旧的，四边都缝有把手。我们大家还喜欢在层层叠叠的海绵垫子上打混仗，分成两队各占一方，谁都不轻易冲入“敌人”的阵营。我有时也伺机而动，大叫一声：“同志们，冲啊！”，然后我们这边的“兄弟连”就集体行动跳到对方的“领地”上，翻跟斗、叠罗汉，对着他们各个击破。通常这么一折腾，大家都汗津津的，热身运动也算是完成了。

　　　　第三章第4节

　　　　那时候，我在队里有两个玩得不错的兄弟。一个叫冯霖毅，又叫“大头”，因为他小时候的头比较大。我至今仍喜欢老远看到他时就唱山歌一样地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大头”比我大一岁。还有一个是“卷毛”，比我小一岁，皮肤黑黑的，有时候我们也胡乱叫他“非洲大猩猩”。

　　　　我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