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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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解释“平等互利”原则时说：就是我们买你们的设备，你们买我们的原料。中国资源丰富，可以和别的国家平等交易，互通有无。　　　　
　　　　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玉雕、象牙雕、丝织品的观音、弥勒佛及历史人物肖像等看成是封建迷信产品，阻挠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对此进行过多次批评。　　　　
　　　　1971年1月，有人汇报说：有人问象牙雕刻出口对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好处，接待人员无言以答。周恩来当即说：我看，换来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变无用为有用嘛！　　　　
　　　　1972年，周恩来对广交会的代表说：“除反动、丑恶、黄色的外，都可以出口。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影响到出口贸易。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的展品质量问题。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陪外宾路过广州。当时正好是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周恩来专门就出口产品质量问题，抽空召集参加广交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谈话。　　　　
　　　　在询问了国产衬衣的质量和日本、我国台湾产品情况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是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的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有些产品，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我们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十多亿，值不得骄傲。”　　　　
　　　　在问到织染品问题时，有人反映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周恩来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销，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29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　　　　
　　　　有人反映：有些织造品的质量不行是因为我们的染料不行。　　　　
　　　　周恩来说：“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　　　　
　　　　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周恩来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接着，周恩来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冲击而导致产品质量下滑的恶劣影响。他说：“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1967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既不夸张，也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贸易。”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减少极左思潮（3）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几次提到了我国台湾的贸易。　　　　
　　　　在中国内地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开始了经济腾飞。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给周恩来的思想以很大的触动。　　　　
　　　　1971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清楚。只有懂得了世界的情形，才能把社会主义的规律找出来。价格问题很值得研究。搞了20来年，但对这个问题没有知识。过去薛暮桥研究价格，现在薛暮桥打倒了。我们要研究价格，价值法则还是起作用的。　　　　
　　　　在当时价值规律遭到彻底批判、研究价值规律的孙冶方、薛暮桥等人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之时，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周恩来几次提到中国台湾的贸易，是因为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做法令他非常关注。这是周恩来这一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难能可贵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他1973年6月会见美国银行家、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了。　　　　
　　　　谈到了解国际市场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时，洛克菲洛向周恩来建议：“我们建议最终在你们这里派一名大通银行的常驻代表，这样能跟你们保持日常的接触，对扩大两国的贸易将是有益的。可能你们愿意在晚些时候加以考虑，但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接触可能是增加我们相互信任的有效办法。”　　　　
　　　　了解双方的市场需要，这是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前提。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词典里，这点常识许多人不懂。即使懂得的人也不敢提。当然，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月，我们想出去也出不去。　　　　
　　　　周恩来对洛克菲洛的建议非常赞成。他说：“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相互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　　　　
　　　　严家淦，1905年生，江苏吴县人。1963年起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67年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1972年连任“副总统”。　　　　
　　　　洛克菲洛：“我不认识他。”　　　　
　　　　周恩来：“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洛克菲洛：“无疑他们会这样搞的。”　　　　
　　　　周恩来：“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　　　　
　　　　洛克菲洛：“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　　　　
　　　　中国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搞的特区。周恩来借美国经济学家的口来肯定“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实际上，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台湾引进外资、搞经济特区的做法也是很欣赏的。虽然没有见到周恩来明确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借鉴这种做法的强烈愿望。1973年11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又提到台湾的做法，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二年多以后，周恩来还未来得及将他的这一愿望付诸实施便去世了。但这一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搞经济特区的先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周恩来的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在同洛克菲洛的谈话中，还有一个思想值得我们称道，那就是提倡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方法进行研究的思想。他对洛克菲洛说：“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周恩来还对洛克菲洛代表大通银行同中国银行达成双方可直接办理相互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业务的谅解表示称赞。他说：“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建国初期，我们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份额占我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来日益增多，到1973年，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了我国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多。　　　　
　　　　正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突破性进展，当时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更是明确大胆地提出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思想。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减少极左思潮（4）

　　　　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远洋运输。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周恩来还有意识地抓了港口和船队的建设。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要抓港口建设。他委派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谷牧去抓这个问题，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他还明确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的同时，适当从国外购买一批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改变我国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　　　　
　　　　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陈云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国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还使国家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　　　　
　　　　但是，在那个特殊而荒唐的年代，技术引进光解决了钱的问题还不行，还有一个冲破极左思潮的观念和阻力问题。　　　　
　　　　周恩来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但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他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把依靠自力更生推到极端，搞“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妄自独尊，把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说成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等等。　　　　
　　　　1966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技术引进合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技术转让合同，却被作为“卖国主义”的典型被大肆批判。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上海有人出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　　　　
　　　　此后，一直到1971年，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基本上中断了。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长足的技术进步。而我国却丧失了这次机遇，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拉开了长长的距离。　　　　
　　　　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直到林彪集团覆亡后才出现了转机。　　　　
　　　　林彪集团的覆亡，政治上发生了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发展的趋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批极左思潮，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当时，竟然还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供我们批判，所谓搞“一批、二用、三改”。　　　　
　　　　对这样一种怪论，周恩来在1970年3月17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批驳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一是用，用了发现缺点就可以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