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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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旅是邵慎之先生的笔名，先生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先生以旅为名，命意或在以人生为旅途耶？到这旅途接近终点的时候，先生为文又有一个笔名，曰〃劳悦轩〃，是辛劳而又欣悦呢，还是谐音〃捞月〃，或是兼有两义，当时远隔京港不曾探询，今天也无由起先生于地下，问个究竟了。传说李白捞月而去，先生或于尘劳之间，望月兴感，喜其孤高，抑悦其澄明？即以名轩，则袖底清风，胸中明月，也是先生平生襟怀的写照了。
1998年11月17日，北京
杂文集作序又想起了侯学煜
侯学煜先生逝世即将十年了。他生前是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我跟他隔行如隔山，直到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我才知其名；我听说他事前曾就森林防火问题提出过预警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被当做了耳旁风。
我又听说，侯学煜先生并不因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中，仍然不随大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我对那一论证中出现的各派意见，都没有深入了解，然而我对侯先生这种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敬意。在中国，无论学术范围以内或学术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见这种风格久矣。多年以来什么问题都重表态，如何表态是立场问题，立场是第一位的，观点降到第二位，不是观点决定立场，而是立场决定观点；纵然你对真伪是非持有不同观点，有时却要作出背道而驰的表态，甚至保持沉默也不可能，据说是立场所系云云。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事后许多人自白的违心之言，违心之行，违心的表态；天长日久，表态也跟着不值钱了。
在这种世风之下，侯学煜先生不肯随波逐流，随梆唱影，便益发显得可贵。我与侯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是在《科技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小会由副总编孙长江主持，内容则与长江、与三峡完全无关。侯先生已近七十七岁高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谁知其后不久，就传来他大去的消息。
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加速、人事轮转棼繁的时代里，我几乎已经把侯先生忘记了。今年洪水为灾后，有一次听黄苗子先生说他重读了孙越崎先生关于长江的一些旧话，〃曲突徙薪〃，感慨殊多。我于是又想起了侯学煜。
因为搬家，翻检陈年故纸，稍一留心，便发现旧新闻中侯先生的名字。他当年说起的正好是今年一度万众关注的水灾问题。
侯学煜说，过去对于水利工程的决策，很少想到水坝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水患和灾难，更谈不到考虑水利工程对库区本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他举例说，我国的三门峡水库在建成20年内就淤掉40％，由于事先缺乏生态环境的论证，泥沙淤积，不仅使工程几经起伏，建了炸，炸了再建，还曾一度威胁到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工农业生产和安全。
侯学煜说，一方面要把筑坝后淹没土地，影响旅游资源，库区周围山地、工业、矿业、农业、渔业、移民等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还应把长江上中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对待。例如要考虑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川江肥沃的泥沙被水坝截留后，水质养料减少，对中下游珍贵鱼类和经济鱼类的生活将产生什么影响，还有河口泥沙来源减少，对河口城市建设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等等。
今天长江水灾以后，我和大多数普通公民一样，总算在〃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上补了实实在在的一课，但对侯先生所说的其他问题，至少我并没认真想过。
据报道，当时，就是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在1988年告一段落，有些专家包括侯学煜先生仍持不同意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时候，侯教授曾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对记者说：〃在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未稳之前，三峡工程匆忙上马很不安全！〃
这是十年前的一声呼吁，也算是大声疾呼吧。时过境迁，三峡工程早已隆重上马，虽不能说〃生米煮成熟饭〃，生米也已下锅，不能说〃木已成舟〃，却已开始下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当时不同意匆忙上马的意见，从档案柜里拿出来，好好看看，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可供参照，用作防患于未然的提醒，补牢于亡羊之前，避免重蹈三门峡工程的覆辙，使侯学煜先生们担心的自然生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都能安妥落实。在当年为初次进行如此大型工程论证引起的沸沸扬扬尘埃落定十年之后，这种冷静的回顾，是对工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所不可或缺的。
我很敬重侯学煜先生，尤其为他当年对森林防火的警告所折服，这是基于他的专业而更基于他的人格所发出的报忧之声，遗憾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我现在是多么希望侯先生关于长江三峡的有关意见，是杞人忧天，是无端多虑，希望他的种种议论都不过是一个老人难免会有的偏执，姑妄听之即可，不必认真听取，总之希望他的这一次警告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瞎操心，最后归于废话，而万万不要再〃不幸而言中〃！
我想侯学煜先生如身后有知，也会赞同我的这个想法的。
谨以此为先生十年祭。
1998年11月18日
杂文集作序论江小奇女士事
读《书屋》上余开伟公布的江小奇一信，才知道江小奇女士为傅雷夫妇收藏骨灰的始末。
江小奇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她没能遵照学校党组织的要求，去揭发一位对她很好的女教师，反而说实话讲她的好处，老师既在劫难逃，学生也因而陷入厄运。她当年十九岁，以致到十年后的1967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无业青年。
文革开始后，种种暴行愈演愈烈，许多人被害或自杀，使江小奇触目惊心，她基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良知，要写一封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写这封信，她了解到傅雷自杀的情况，就冒称亲属为之收藏了骨灰。接着，由这封信引火烧身，受到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私设公堂的长期审讯，使她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私人书信可据以定罪，私人日记可据以定罪，〃交心材料〃可据以定罪，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然，到了文革中间为最。而像江小奇这样，以一纸上书而遭审讯的，不但不是孤例，据此定罪的不少，而且此类事也不自文革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以当时的来往书信作为当事人的主要罪证，其实发动围剿的突破口，却正是1954年底胡风的三十万言〃建议〃书。
不久以前纪念了彭德怀的百年诞辰。彭大将军还不是因为提意见被黜的吗？不过定谳时不是〃提意见罪〃，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至于无业女青年江小奇之罪，好像就在提意见这个行为本身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对两老军说：〃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别人都夹着尾巴做人，你却站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意欲何为？你比领导还高明？不是分明想分庭抗礼，进而篡党夺权吗？据说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一点不同意见，传下话来，是你如果想要出国，随时准备欢送；幸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息事宁人了。宋庆龄者，孙夫人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人也，尚且如此，不知深浅的江小奇还能指望更好的待遇吗？
出现这些事象，自然是因为没有法治而行人治，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的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敏感。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惯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执政以后，为捍卫执政权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注意搜索敌情，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难免把某些不理解的表现，不相同的看法，视同敌意，把建设性的批评看成反对的言行，把建言当做进攻，认定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异动。这样一来，正常的〃革命警惕性〃，就化为不健康的神经过敏了：非要在公民们的合法行为里侦察出敌对的意图不可。
看看中国的历史，才发现这类现象并不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这里的新创造。
所谓〃文死谏〃的后果庶几近之。古今不同的是，今之建言者许多并非〃朝廷〃命官，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等身份，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他们在写信上书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做〃自己人〃，绝没有想到会被截留，被批转，被当做向党进攻的罪证，〃顺藤摸瓜〃，〃跟踪追击〃，要从而挖出建言者字里行间的或意在言外的反动意图，狼子野心，以至后台，组织，集团，党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就整体说已经结束。然而凡是重病都会有后遗症，有时甚至会久久缠身。不用说侵犯公民通讯自由，报复举报人，将群众来信转交举报对象本人一类明显违法违纪的事层出不穷，单是说害怕群众来信包括建设性言论，甚至加以追查打击，不就是旧时期惟我正确、惟我高明、拒绝一切批评建议的心理遗留么？
我不知道，江小奇在因上书招灾以后，是不是还给党政领导写过信，看来是没有了，尽管我们已经进入新时期；她大彻大悟，长期沉默，如果不是有些关于收藏傅雷骨灰的记述跟事实出入太大，连这封写给私人说明真相的信都不会有了。
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二十年里，最初有大量上访人员，他们的许多冤假错案，不少是经由上访陆续解决的。然而，在首都，在各省会，上访人员似乎从来都并不是受欢迎的人。然而我仍然认为，这些人之坚持上访，正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失望以至绝望，他们还多少抱着讨得公道的信心。新时期也还会有今天的江小奇们，对当下的许多事情，天真地提出各样的建设性意见吧。总还是不要寒了这些善良的热心人的心才好。
〔附白〕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年月里，以提意见定罪，已经令人震悚了。然而还有人因〃没意见〃而获罪。时当反右，地在四川，以〃阳谋〃动员人们〃大鸣大放〃中，有一个性情老实言语木讷的人，屡被启发，都无反应，总是说〃没意见，没意见〃。主持人忽发奇招，在迭问对这个对那个有没有意见都得到否定回答后，顺势问道〃对储安平的发言有没有意见〃，那人也仍答曰〃没意见〃，好，抓住了，没跑了，谁不知储安平攻击〃党天下〃，这回你也没意见，右派帽子戴定了。此〃没意见〃之罪也，无沉默的权利，有表态的义务，〃没意见〃可与提意见同罪。〃莫须有〃三字后有一千年来多少的血泪，读者们切勿以笑话视之。
1998年11月19日
杂文集作序《孙越生文集》序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过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馀，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蹰》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十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