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尤凤伟-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值兀寄盟敲话旆āＮ宜瞪霞丁袄系堋彼邓悄艿鄙险蛲罚帜茏攘耍退得饔小吧霞丁闭肿牛圆庞惺盐蘅帧！袄系堋甭砸欢伲治誓阆衷谠谀亩课宜翟诔ぷ欣锶ァＫ的愎窗桑砩显勖窃倬劬邸Ｎ宜岛茫晌易龆！袄系堋彼怠岸庇腥俗觥Ｎ椅仕俊袄系堋彼的愕囊桓鐾校的憷戳耍欢ㄒ敕埂！�
万虎媳妇一来，我们就离开了镇子，万虎驾着手扶拖拉机，先抄近道送媳妇一程，然后拐上了一条“国”字号公路往市里赶。天阴着，风也有些凉，还颠簸，坐在车斗里很不受用，万虎突然回下头问我是什么级别，我说局。他说你要是把专车带来，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我说我没有专车。他说这怎么会呢？我们这里的书记镇长，科级，都有专车。我没吱声，因为这事说不清楚。万虎阴阳怪气说，我这辆拖拉机今天拉了一个局级一个华侨，算是做大贡献了。
姜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地方，问万虎是往哪个方向走？万虎说往东。姜先生又问田庄在哪个方向？万虎用手指指，姜先生就转身看去，他“哦”了一声，抬手指向远处的一座形状像马鞍的山大声说：我认出了来了，当年从田庄逃出来，就是沿着这山根往东逃，老万给我们带路，后面有侯队长派出的民兵追赶，我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了，老万背着我跑……
姜先生终于说到神秘的老万了。
他说那时的老万比他现在的儿子还瘦小，可一口气背我走了十几里，我在他背上说老万你好有劲啊，他说给我口吃的，能把你背到淄城火车站。这时我忽然想起什么，问他和半老头是什么关系？他说给他家当过伙计，又说掌柜的待他不错，借钱帮他娶了亲。这时我又记起那个当向导的疤哥，建越动员他跟我们一起走，他舍不得那个破家，拒绝了，无论他的选择对还是错，起码他回去不会有事。而老万就不同，他帮我们这些“逃犯”，村里有人知道，回去肯定会受到追究，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对他说到了淄城火车站你别回去了，和我们一块去青岛，从青岛再往南，反正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不会丢下你不管。老万说不行啊老婆刚生了孩子，男孩。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不用多说了，那一刹又生出另一种愿望，就是送给老万一份贺礼，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有什么可送的，除了命一条，身上已无他物，想到无法对老万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酸楚，不觉流下了泪，我对着老万的耳朵问道：老万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老万说：你们打日本鬼子，是功臣。
我问姜先生：老万真是因为你们才死的？
姜先生点点头。
这时万虎的手机响了，接听后兴奋异常，一脚刹了车，高声嚷：我叔的电话，转身把手机递给姜先生，姜先生却推给我。
你——
我是万胜利啊！
你在哪儿？
我逃出来了。
啊！现在怎样？
公安在追。
为什么？
我，我伤人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和姜先生在哪儿？
在去市里路上，你想去哪儿？
回厂。
厂子不能回，有人等在那儿。
不回不行，有样东西得拿到手。
什么？
一本账。
账？
是，牵扯很多人，得烧了。
账拿出来了。
谁拿出来了？
万虎。
太好了，那我去市里找你们，还住原来的地方吗？
要换地方。
哪里？
还不晓得，你到了市里再打电话。
知道了。
与万讲完话，我把情况和姜先生讲述一遍，姜先生摇头不止，说句这个小万。
拖拉机重新喷出黑烟，向前开去。现在想的不是小万，而是他的爹老万。
14
姜先生说有人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这说法不对，比方人无论活多久，终归得死去，这就是绝对的真理。但人又不会因为知道早晚有死的一天，就充满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为自己的种种人生目标努力奋斗。我说的这是通常的情况，可一旦知道自己死到临头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死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比方我们在田庄的最后日子，就是如此。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当人知道死已不可抗拒时，就会为自己设想一种乐于接受的死，当然设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就拿死刑来说，时代不同方式亦不同，施行了几千年的砍头，腰斩，凌迟，点天灯之类虐杀已经废除，革命时代的行刑无非是两种，一是棒打（包括铁锨砍），再是枪毙，我自己更愿意接受后者，没有肉体的痛苦，不等听到枪响便一命呜呼。
当我们在露天小牢经受着死前煎熬胡思乱想时，眼前忽然现出一线曙光，曙光里我们看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就是有逃跑的可能，如果非死不可，在奔逃中被射杀，这也是最好的死法了。
转机出现在对我们的囚禁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东家，不是全部，须留下一人坐小牢，不固定，每天调换一次。开始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想莫非是侯队长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我甚至觉得是自己在审讯时的直言不讳对他有所触动，从而改变初衷，自然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善看了侯队长。真实情况是从在村外见过的那个半老头财主嘴里得知，也真是意想不到，那天傍晚半老头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我和安和的住处，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有熟地瓜、玉米饼子，还有几个煮鸡蛋，我们惊骇极了，半老头的胆大妄为简直是自取灭亡，不等我们询问，他先开口，说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工作队已将我们的材料报送上级，要求在田庄再开一次公审大会，把我们一块枪毙，据说上级已经批准，正抓紧筹备，要求田庄工作队不要打草惊蛇，想办法把我们稳住，只待开会前一并捉拿。听了半老头的话，我立刻明白侯队长放我们回来是实行“稳住”的策略，而关一个人只是为了牵扯我们的行动。不过我和安和都很平静，继续狼吞虎咽，说实在的，半老头的通报不会再引起我们心灵的震颤，不过是死的再一次确认而已。我问半老头为什么要冒险来告诉我们？半老头说他是要我们清楚有危险，赶紧逃走。安和说谈何容易。半老头说他可以帮我们逃出去，条件是把他带到国统区。其实在他说要帮我们，我就想到他会提出这个条件，因为他曾经向我们提出过，当时我们怕受连累没有答应，而且那时的情况也不像现在这么糟，既然他能帮我们逃出田庄，带他一起走自不成问题。我们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他无声地拱拱手，接着就讲出他的逃跑途径，他说也是老天帮忙，在鬼子占领时期，村里挖过几条地道，鬼子一来，大伙就钻地道出村。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发大水，大多数地道都塌了，可我知道还有一条没塌，能通出去，村外的出口也很隐蔽，出来就平安无事了。听了半老头的话，我们兴奋得简直要晕过去，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们问半老头地道人口在什么地方？半老头儿说入口更隐秘，我说了你们也找不到，反正到时候我带路就是了。想想也是这么回事，接着就商议行动的时间，这时我和安和不约而同想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六人中有一个走不了，就是当晚坐小牢的那个人。这真像一瓢冷水泼下来，把我们浇得透凉，我们不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劫狱？绝对不行，不但不会成功，反倒会丧失这一逃生机会；丢下一个不管？这也是我们断不能接受的。见我们踌躇，半老头有些急，说他不能在这儿久呆，得赶快定下。我说现在难定，就等定下来通知你好了。他问怎么通知？这不是个问题！我们毕竟是做过地工的人，还会被这点事难倒，我告诉他我们会把日期写在纸上，用石头压在后窗户台上，他每天来看一次即可。我知道这种方式并不缜密，但我们面对的毕竟不是专业对手，不必太复杂。半老头说明白了，接着我们又对其它相关事宜做了沟通，走时他从口袋掏出一大把铜元制钱，说帮我们解决点饭钱，也难得他想得到，正是这些钱帮我们度过了在田庄的最后日子。
半老头走后，我们的心情复杂极了，又喜又忧，还有一种对不测命运的敬畏与恐惧，田庄要么是我们的“滑铁卢”，要么是我们的凤凰涅槃，现实逼迫我们要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做出最关键的决定。我和安和商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以免走漏风声，然后要面对现实，不能强求圆满，自古事难全，如果非留下一个人不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而且这个人只能是顺东，我们与他的情分已尽，不存在道义不道义的问题，况且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与我们分道扬镳，那就让他留下来革命好了。这事一定，离开田庄的时间也就明确了，就是在顺东坐“小牢”的那一天。认识到这一点，我和安和同时“啊”了声，面面相觑，今天正是顺东在坐“小牢”，可以行动，但我们已无法通知半老头儿，错过这一天，再轮到关顺东就是六天之后了，漫长的六天，我们还等得起吗？公审大会在筹备，说不定就在这六天里的某一天开，这样我们就完蛋了，这情势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太可怕了。如果压根没有希望，那没办法，含冤而死也好，饮恨而死也好，只能认了，而本来有希望，却生生错过，那真是难以接受，是死不瞑目的。我们不想这样，于是便探讨另种可能，要是时间往前赶我们丢不下顺东，那就要丢下另外的人，“另外”自不包括我和安和，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按坐“小牢”的顺序就是贾开、雷觉、建越，而以顺序做原则，显而易见顺东的替代者是贾开了，不知怎么，一想到贾开，眼前一下子闪现出贾开的妈妈那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心立刻像被针刺了般疼，记得临行前去贾开家，贾开妈妈为我们饯行，做了一大桌子菜，一连声地让我们多吃，临走时贾妈妈扳住我的肩膀，动情地说，楚向我把开开交给你了，他的岁数小，性子直，凡事不知深浅，出门在外我不放心，你要把他当成亲弟弟经管呀，说着就流下了泪，我郑重其事地向她下保证：放心，放心，我会的。想到这，我清楚自己是不能让贾开上断头台的，那样以后有回长春的一天怎能面对他的妈妈呢？我将怎样对她说，说她儿子的死是由于日期排序上的原因，是没办法的事，这么说会得到她的谅解吗？不会的。我叹了口气，就越过贾开，往下就是雷觉了，想到雷觉，心中油然泛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是内疚？是感激？还是惆怅？抑或比这还多得多。说起来要论个人关系与私人感情，我与雷觉要比任何人都深一层的，我们两家是邻居，同住南河沿，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是同学，医大的觉醒社也是我们俩共同发起的，随后就是一起做地工，一起坐日伪监狱，这么说吧，要是把我的简历换成雷觉的名字也就成他的了，在不算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度是玩伴，同学、同事、同志、狱友，在人的一生中有这种缘分，不会多见。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而是唯有我俩才清楚的内心最隐秘的部分，那就是雷觉成全了我和宛梅的爱情，或者说雷觉为我牺牲了他对宛梅的爱。这件事说起来会很漫长，我只能三言两语说了，宛梅是我俩中学时的同学，美丽而聪慧，我和雷觉都喜欢她，她对我们也很好，可以说亲密无间，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学习与讨论问题。中学毕业宛梅没考大学，去医院工作了，和我们继续来往，后来还参加了觉醒社，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是缘分不尽，几年后大学毕业我和雷觉一起到她工作的那所医院工作，我们做了同事，关系更密切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如果要和宛梅进一步发展关系，两人中须有一个退出才行，这样才合乎爱情规则，我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自私，用你们山东人的话说是不仗义，我没有退出，不仅如此，还加紧了对宛梅的“攻势”。我不能说自己比雷觉更爱宛梅，也不敢说宛梅更爱我，当后来我和宛梅确定恋爱关系后，我问宛梅，宛梅说那时在选择上她是举棋不定的。也就在这微妙时刻雷觉抽身而去，说是去沈阳探望生病的姑姑，事实上是退避三舍，等他回来，再见到宛梅，他就半开玩笑叫宛梅“小嫂子”了。我知道自己愧对雷觉，有一次谈到这件事，雷觉咧嘴一笑说，长幼有序嘛。也许就在那一刻，自己不由对雷觉担了一份兄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