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3期-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负有责任。你别急……他越讲我越糊涂，一直到妹妹把姐姐找回来，他将长女从贴身衣服里拿出的带着体温的金镯接过再交给我，我才明白：他为了安全与责任，让长女将金镯带在身上整天在外面游荡。就这样长女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我的泪水雨般滴落在这只金灿灿的镯子上。从此叶叔叔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师长、父辈。
可母亲并没有好转，见到金镯，她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惊喜，反而惶恐不安说她不要了。我只得将它交给外婆收藏。我要离家回校，母亲惊恐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害怕，让我在家陪着她。看她失神无助的样子，我就滞留在家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张通知，让我回校参加革命。家里这个样子，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也害怕回校。我害怕那种疯狂、歧视与一种不可测的莫明的东西。后来听说学校停课了，我更有理由赖在家里了。
家里无所事事。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书，我也没这个心思——母亲要么哭泣，要么呆坐，从批斗结束起不再出门。我呢，买菜帮外婆做家务之余，便看满街的大字报。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传单，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抄家是走资派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我顿时眼睛一亮，感到我妈有救了。当时我真的什么也不懂——只感到风云莫测世事难料，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必须救母亲！那么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如果我能让我家平反，那不是万事大吉了？我的父亲早已成为历史，而且我家现在是工人家庭！
于是我书写了告状申诉信。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又一次趁着昏暗的夜晚来到叶叔叔家。记得那是炎炎酷暑，天热得一点风也没有。叶叔叔将我引到亭子间，将窗帘拉拢，门关上，将台灯压得低低的伏案看信。我看到汗水从他的脊背一颗颗沁出来、聚集、不堪承载时又连成一线向下直淌。我替他扇风……
看毕，他回过脸，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重的忧虑与担心。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母亲自己出面写？“她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最坏也坏不到哪里。而你青春年少，生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形势谁也估摸不准。万一弄不好，你不是成了替反动家庭翻案的孝子贤孙？这辈子你还怎么做人？你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用考虑了。母亲卧病在床，怎能以她的名义？再说，我以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的身份更容易将信写得动人。至于后果，我已经想过了：大不了死。真的，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他讶异地注视着我，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也没说。接着，他替我改起来。一边改一边自嘲：我也只是做点文字游戏而已，到时如果出了事可以辩解。只是到那时，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那天我将抄好的信揣在口袋里，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
那个工人造反组织的地址是早就打听好了的，在巨鹿路。但对于一个穿梭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直线的闭塞女孩，仿佛远在天边。又适逢什么人静坐示威，公交车不开，我只得一路走一路问过去。我记得从东到西，几乎穿越大半个上海，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
我走上台阶，跨进门厅，见左右是红漆门。右边的屋子里人声嘈杂。我在房门口站住了，头倚在门框边朝里张望。红漆地板上盖着杂乱的脚印，但那种昔日的华贵仍顽强地从粗乱的尘垢中隐隐地显露出来。沿墙的壁炉架台上搁着一溜毛主席像。里面的工作人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正激动地议论什么，还有两个伏案在书写什么。
我将头缩了回来，感到心跳得厉害。叶叔叔的叮咛又一次响在我耳边：你要慎重！那不是闹着玩的，关系你一生……害怕了？我问自己。一刹那，母亲的病态闪现在我脑际，我突然变得镇定与坚决。
我再朝里望了一眼。我不能这么不识相打扰他们的争论。那么能找的就是那两个伏案的人。迅速比较了一下，感到近门的那个似乎更和蔼一点。
我进门向他走去。“救救我妈妈！”我一开头这样说，而且声泪俱下。真的，这并不是我事先设想好的台词。我也不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使我完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向成人的飞跃。英雄情结？还是情之所致？反正他听得专注，还让我不要哭。接着问我要书面材料。我呈上了我的信。也许我的文笔不赖，也许我的事例有其特殊性，也许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眼泪能打动人，反正，他看得有点动情。我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他将信收起告诉我让我放心，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我将信将疑。几天后，我家果然平反了。
平反的红榜没有改变母亲的病态。母亲仍在她臆想的惶恐中生活。幻听使她整天怀疑别人害她。她会偷偷躲在墙边听邻居家壁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黑名单；会杯弓蛇影地怀疑楼下刚买来的收音机是发报机对她盯踪；还认为电是黑帮用来毁她打击她的工具，因此在房间里用床单后来甚至是绝缘的橡皮胶布密密围挂；她会半夜起床跳着脚跟臆想中的黑帮对着骂……当继父与我劝她上医院看病，她便骂我们头脑简单，她从不承认有病当然拒绝看病。
我的“胜利”也为我找来了无尽的烦恼。母亲看出了我的“才华”，逼迫我写那永远写不完的告状信。我千篇一律地写，写得手酸手麻，还得拿着信到处跑。我无法跟她讲清楚，只得拿着告状信在街上转悠，转到中午才回家，如果是下午，则到傍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在黄浦江边一坐半天，逢叶叔叔厂休则到他家，回来还得编一套“上面的”话哄她。
我想上学校，学校早已停课。我感到生活是那么无望与无趣，一种从没有过的厌倦在我心头滋长。
一次为母亲要我上京告状我与母亲争执起来。真遗憾，那时我对精神分裂症理解得不像现在那样深，我总试着跟她讲道理，总试着将她从混沌迷蒙中拉出来。母亲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又因为古戏看得多，将子女的“孝”看得最重。我的劝说在她眼里是不可恕的顶撞，她勃然大怒，对着我吼道：“你给我滚！我养你这么大，还跟黑帮联合起来害我！”
个性也强的我，起身就走。她追着我的背影叫：“有志气出去别回来！”
我觉得自己的路断了。我来到黄浦江边，泪眼迷蒙地望着滚滚江水，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留恋的东西吗？外婆的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但她挡不了母亲的刀言剑语；叶叔叔义薄云天，但无补于我的困境，然而却使我感到世间患难与共的温情是何等珍贵。霎时，我家平反前后我与他相处的节节幕幕在眼前一一涌现——他在记忆深处搜索唐诗宋词，他说一句让我跟一句，用浩瀚的文化滋润我的心灵并帮我打发无聊的时光；在我迷茫悲观时他用青松的精神鼓励我直面人生……我得向他告别！
我将内心的波澜与决定压人心底，和叶叔叔聊了两个小时。在他留我吃饭时我辞别了。我实在吃不下，也怕露马脚，因为我感到心中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嗓口冲。也许是我对久失的父爱的向往，也许在心底里我已将他当成父亲，在他送我出门时我竟破天荒地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了。因为再迟一点，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他一愣之后快步追了上来，一把将我扯住，“发生了什么？你得告诉我！”于是他连拉带扯地将我拖回家，在他的小亭子间里他苦口婆心与我谈了整整五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我不会再回家了。他说可以，他收我当养女，就住他家。
我理解叶叔叔的真心，可现实吗？在我被爱严密地保护起来时，我脑海里颠来倒去的都是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些诗句。无寻处，但我求生不得求死也难。再说我已经答应他坚强。我必须突围——我不能给他带来麻烦，给他带来经济重负。他已有五个子女，已经是拿长期补助的困难户。
一星期后，我给杭州表姐写了信。求他们帮助找个工作。表姐回信让我到杭州从长计议。
到杭州后，他们告诉我杭州只有闲散劳动力才能找到工作。那就得先结婚。还问我认为表哥如何？表哥已满三十，是个好人，他的忠厚老实透进骨髓写在脸上。跟着他不会吃苦，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我憧憬的爱和婚姻。继而我又想到，小时候不是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几年？那么再跟他一起生活也没什么的。重要的是我可以有工作！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我像一只狂风骤雨中的小鸟，找到了栖歇的屋檐。
我逃离了。可是继父无法逃离。可怜他1963年底与我母亲结婚只过了两年的幸福日子，便付出了整整三十年生命的惨重代价——
喜欢热闹的继父，为了减少母亲怀疑，断了和一切亲友的来往；喜欢听收音机的继父，跟着母亲在幽微的烛光里过日子；为了母亲所说的自家的自来水有毒，每天跑近二十分钟的路到老虎灶打水；每天半夜被母亲的叫骂声吵醒，还得跟邻居道歉；甚至在患了胃癌后，依照母亲的主意竟没有上医院作任何的治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母亲在将亲人一个个送走后，又长长地过了十年，2003年死在精神病院。
最后讲讲我的外婆。1972年初夏的一天，母亲上床后为避免声响赤着脚上楼听壁脚，外婆一觉醒来上厕所，不见了女儿心里焦急。她本来血压就高，未醒透一急，叫了两声母亲的名字就倒在了地上。几天后去世了。
宁夏有个镇北堡
张贤亮
一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还好DE？”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十八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在1955年7月，我携老母弱妹与一千多人一批，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地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和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