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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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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内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斯),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著。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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