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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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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〇〇)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袁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袁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 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 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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