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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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匪手段之酷，洵属骇闻。“
“酷刑”的记载，在各地方的报纸上是时时可以看到的，但我们只在看见时觉得“酷”
，不久就忘记了，而实在也真是记不胜记。然而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例如这石塘小弟所采用的，便是一个古法，见于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却大抵知道的《说岳全传》一名《精忠传》上，是秦桧要岳飞自认“汉奸”，逼供之际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却是麻条和鱼鳔。〔２〕我以为生漆之说，是未必的确的，因为这东西很不容易干燥。
“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说得好，“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３〕有被刑的资格的也就来玩一个“剪窃”。张献忠的剥人皮〔４〕，不是一种骇闻么？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剥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乐皇帝〔５〕在。
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
但是，对于酷刑的效果的意见，主人和奴隶们是不一样的。主人及其帮闲们，多是智识者，他能推测，知道酷刑施之于敌对，能够给与怎样的痛苦，所以他会精心结撰，进步起来。奴才们却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他有权，会采用成法自然也难说，然而他的主意，是没有智识者所测度的那么惨厉的。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６〕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
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
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现代，枪毙是早已不足为奇了，枭首陈尸，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而抢劫，绑架，作乱的还是不减少，并且连绑匪也对于别人用起酷刑来了。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号，署名洛文。
〔２〕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江宁（今南京）人，宋高宗（赵构）
时任宰相，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这里说他用麻条、鱼鳔逼供的事，见《说岳全传》第六十回。
〔３〕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语见《庄子。渺箧》。文中的《老子》应作《庄子》。
〔４〕 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旧史书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剥人皮的事，见清代彭遵泗著的《蜀碧》一书。
〔５〕 永乐皇帝 即明成祖朱棣。他原封燕王，起兵推翻建文帝朱允吧后称帝，建文帝的旧臣景清不肯顺从，朱棣“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磔其骨肉。”（见《明史记
事本末》）
〔６〕 《铁流》 长篇小说，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著，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斗争成长的故事。这里所引的情节，见该书第三十三章。
漫与〔１〕
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但人事却转变得真快，在这转变中的人，尤其是诗人，就感到了不同的秋，将这感觉，用悲壮的，或凄惋的句子，传给一切平常人，使彼此可以应付过去，而天地间也常有新诗存在。
前年实在好像是一个悲壮的秋天，市民捐钱，青年拚命，笳鼓的声音也从诗人的笔下涌出，仿佛真要“投笔从戎”〔２〕似的。然而诗人的感觉是锐敏的，他未始不知道国民的赤手空拳，所以只好赞美大家的殉难，因此在悲壮里面，便埋伏着一点空虚。我所记得的，是
邵冠华〔３〕先生的《醒起来罢同胞》（《民国日报》所载）里的一段——
“同胞，醒起来罢，踢开了弱者的心，踢开了弱者的脑，看，看，看，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鼓鼙之声要在前线，当进军的时候，是“作气”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４〕，倘在并无进军的准备的处所，那就完全是“散气”的灵丹了，倒使别人的紧张的心情，由此转成弛缓。所以我曾比之于“嚎丧”〔５〕，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从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历来的文章中，化“敌”为“皇”，称“逆”
为“我朝”，这样的悲壮的文章就是其间的“蝴蝶铰”〔６〕，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而从诗人看来，据说这些话乃是一种“狂吠”〔７〕。
不过事实真也比评论更其不留情面，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昔之义军，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却早已侨寓姑苏了，而且连捐款也发生了问题。〔８〕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天气也真是阴惨，狂风骤雨，报上说是“飓风”，是天地在为中国饮泣，然而在天地之间——人间，这一日却“平安”的过去了。
于是就成了虽然有些惨淡，却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个丧家届了除服之期的景象。
但这景象，却又与诗人非常适合的，我在《醒起来罢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黄昏》（九月二十五日《时事新报》所载）里，听到了幽咽而舒服的
声调——
“我到了秋天便会伤感；到了秋天的黄昏，便会流泪，我已很感觉到我的伤感是受着秋风的波动而兴奋地展开，同时自己又像会发现自己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秋天，细细地抚摩着秋天在自然里发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运使我成为秋天的人。……”
钉梢，现在中国所流行的，是无赖子对于摩登女郎，和侦探对于革命青年的钉梢，而对于文人学士们，却还很少见。
假使追蹑几月或几年试试罢，就会看见许多怎样的情随事迁，到底头头是道的诗人。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号，署名洛文。
〔２〕 “投笔从戎” 语见《后汉书。班固传》。
〔３〕 邵冠华 江苏宜兴人，“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
〔４〕 “再而衰，三而竭” 语见《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５〕 “嚎丧” 作者曾讽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诗为“送丧”
时的“哭声”。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 “蝴蝶铰” 旧式箱柜等家具挂锁处用的铜制蝴蝶状铰链。
这里喻为连接物。
〔７〕 “狂吠” 邵冠华攻击作者的话，见上海《新时代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一九三三年九月）所载《鲁迅的狂吠》。
〔８〕 “抗日英雄” 指马占山、苏炳文等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曾在东北局部抵抗过日军，博得了“抗日英雄”的称号，各地人民曾捐款慰劳。但不久他们败退，脱离军队赴欧洲游历，一九三三年由德国返国，六月五日到上海。马占山在莫干山小住后即赴华北，苏炳文则寄寓苏州。马占山在上海时说，他们在东北抗日时，仅收到捐款一百七十多万元；这与估计的约二千万元相去很远；因此引起舆论界的不满。当时曾发动清查运动，但并无结果。
世故三昧〔１〕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
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３〕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５〕，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
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