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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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的。
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
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
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
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 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 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 纪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 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兜亓浮贰ⅰ短镌敖幌烨返取Ｒ痪湃瓿醴⒈怼度占浅罚啤岸杂谙衷诩敖匆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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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５〕 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 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
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
〔６〕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７〕 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８〕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蜜蜂”与“蜜”〔１〕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２〕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
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
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２〕 《蜜蜂》 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经验〔１〕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２〕，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３〕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