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3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一阵子，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觉得我在数着日子，我们常说“再熬两年，等孩子上幼稚园就好了。”或者：“等孩子都上了学，我就苦出头了。”

　　今夜，我才发现，我们都在浪掷着上苍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原来可以好好地享受孩子给我们的每一刹那和我们给孩子的每一刹那，这原来该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开始，最最单纯与无私的施与受，这样的爱，在以后的日子里将变得比较稀少了。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做一个快乐的慈母吧。在这封信的最后，让我再引用张秀亚女士的一段文字来与您分享：

　　“有时，偶尔我为一些日常的琐事而抑郁时，墙外传来巷中孩童的不分明的语声，夹杂着纯真的欢笑，每使我莞尔，而想到了那句诗：

　　上帝，孩子的眼中有你！”

　

Number：1359

Title：病榻呓语

作者：冰心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人民日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忽然一觉醒来，窗外还是沉黑的，只有一盏高悬的路灯，在远处爆发着无数刺眼的光线！

　　我的飞扬的心灵，又落进了痛楚的躯壳。

　　我忽然想起老子的几句话：

　　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这时我感觉到了躯壳给人类的痛苦。而且人类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大之如国忧家难，生离死别……小之如伤春悲秋……

　　宇宙内的万物，都是无情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往秋来，花开花落，都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只在世界上有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才会拿自己的感情，赋予在无情的万物身上！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句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千千万万。总之，只因有了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便有了悲欢离合，便有了“战争与和平”，便有了“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我羡慕那些没有人类的星球！

　　我清醒了。

　　我从高烧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看到了床边守护着我的亲人的宽慰欢喜的笑脸。侧过头来看见了床边桌上摆着许多瓶花：玫瑰、菊花、仙客来、马蹄莲……旁边还堆着许多慰问的信……我又落进了爱和花的世界这世界上还是有人类才好！

　　1988年3月15日晨

　

Number：1360

Title：今年的小目标

作者：E。Gurewitsch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帮助人是我今年的目标。目标虽非冠冕堂皇，要是我能做到，有些人的生活可能会好过些。对我来说，则不仅仅是想做，而是真的去做。这可使我有满足感。以下便是我可以开始干的几桩事。

　　一位84岁的邻居，她的食物橱柜空空如也。她不需要听政治家有关老人问题的高调；她只需要一位朋友到超级市场，替她把食品买来送到厨房去。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妈妈，两手各拖着学走路的孩子，还有一包东西要拿，她如果多一只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她并不需要妇女解放运动。她需要友善的关怀，需要人帮她照顾一下孩子。偶尔做做保姆甚至于也是乐趣。有时候，让年轻妈妈离开孩子，独自清闲数小时，她的受益是我们大多数所梦想不到的。

　　本地一个联谊会正急需一些义工，每周拔出两小时为卧病的人干些清洗工作。一位朋友跟我谈过后，便一块干起来。一点小帮助，有时能使人改变他整个的人生观。有些小帮助，我一个人提不起劲去干，但有了朋友一起做就办得到了。

　　我年轻时，曾希望拯救世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在今年里，我只是脚踏实地，朝着以下的目标迈进：

　　我要留心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事件。

　　我一定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而又愿意让我帮助的人。

　　我将自发地、得体地、和蔼地表示愿意帮助。

　　我愿坦诚招待孤独的人。

　　要是每人都能将去年本可做到的事，挪移在今年里，实践，那多好！

　

Number：1361

Title：谢谢你们，介绍人！

作者：刘炳善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随笔

Date：1988。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结婚4年矣。从此，结束了那一块冷馒头、一只干烧饼加上一杯白开水当作一顿饭，脏衣服、破袜子统统扔到床底下的老光棍儿生涯。如今，不但家中井然有序，夫妻“相敬如宾”，而且添了一个小宝宝，还是我最喜欢的小女孩当然，小男孩也一样可爱。但我更喜欢小女孩，因为我怕小男孩长大了会闹腾得叫我受不了。

　　生活的小舟停泊在平静的港湾。一个人独坐的时候，心里常常念叨着一句话：谢谢你们，介绍人！

　　我所要感谢的介绍人是介绍我的妻子跟我认识的人？非也。我跟我爱人的婚姻用我那可敬的老岳父笑骂我们的话来说完全是“瞎猫抓住死老鼠”，自己碰在一起的。我在这里所要感谢的，乃是在此以前，当我长期身处逆境之中，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帮我介绍对象的人们。

　　“早岁那知世事艰？”小时候受外国文学的“毒害”太深，脑子里灌满了一大堆“罗密欧和朱丽叶”、阳台会、小夜曲、花园里的密约、甚至“一路跑”（即私奔）总之，灌满了浪漫的传奇故事或者传奇式的浪漫想头，对于恋爱婚姻还要靠人说媒介绍，一律嗤之以鼻。解放前，我在外地上中学，我的母亲曾经口授给我那做小学生的妹妹，对我下了一道“慈谕”：命我回家，给我“说媳妇”。我回信对母亲大大挖苦一顿，断然拒绝我的婚姻绝不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落后，那是倒退，那是对“五四”的背叛，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后来，我上了大学，这种信念更为坚定。现在看看那时候的照片，略带卷曲的黑发覆盖在高高的额头上，眉宇之间带着点儿稚气和英气，公平地说，长得不算丑。那时候，好心肠的师母或高年级的老大姐，不断提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尽管被介绍的也都是我们系里低年级的善良无辜的女孩儿，但我一听“介绍”两个字，就讨厌，所以统统谢绝了。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在我脑子里只有“爱情”这个热烈美好的概念，而“结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影子。

　　青年时代在好梦中过去了。然后，解放出了校门参加工作，但是学生气不褪。不消几年，充满幻想的脑袋就受到现实的敲打。1957年，自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跌入了陷阱。当时自己的感觉：开始受批判的时候，自认为是受到母亲责骂的儿子；到真正被划上“右派”的时候，则觉得自己是被赵匡胤错斩的郑恩。幸亏那时还年轻，30岁不到，不怕劳动，不怕改造，干活真卖力气，心地也纯洁无瑕。有一两位姑娘暗地对我表示同情，跟我接近，我很自觉地回避了，不愿连累人家。当时高悬在心中的只有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摘帽”。

　　施耐庵在《水浒·序》里说：“男过30未娶则不应更娶”。1962年被摘帽，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5年的改造使我的头脑明白了一点：如果自己还想结婚，就不能墨守外国小说里的框框，走“认识交往发生好感有了感情谈恋爱定关系订婚结婚”这么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而必须“用夏变夷”，走多数中国人习惯的“介绍谈对象结婚”这条简便易行的道路。

　　于是，我就站在婚姻介绍的天平盘子里，任人称量。

　　六十年代初，我30出头。拿今天的话说，那时候我算个“大龄青年”大则大矣，年尚轻也，何况还是一个大学生，找个“老婆”岂有难哉？我这样想，别人也这样想。热心的同志纷纷登门了。

　　第一个介绍人是一位演员，而且是一位很“红”的演员她在台上演红娘，在台下也乐于当“红娘”。我过去爱看戏，偶尔写写剧评，认识了他们两口子（她丈夫是导演），算是老朋友。我摘帽后，她立刻帮我找对象。她为我介绍了一位青年演员那是她学艺时的师妹，至于人才长相嘛她武断地说“你就不用挑啦！”一天下午，她刚排完戏，兴冲冲来到我们单位，给对方挂电话。她一手按那部老式电话机，另一手使劲地摇，“呱呱呱呱”摇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打通。她拿出小手绢擦擦汗，命令我：“过来，给我打通电话！”我也“呱呱呱呱”摇电话机，打通了。她和对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见面了。那位演员的“条件”真是“不用挑”。介绍人还转达了她的回答：“愿意考虑。”介绍人也很乐观，夸口说：“作为师姐，能当她一多半家儿！”

　　“这倒比张君瑞省事！”我想。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时间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过去再没有下文。我登门去找介绍人。演员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原来愿意谈，可是听说你“犯过错误”，就不谈了。还埋怨她说：“姐，你给我介绍个这样的人，还不如不介绍哩！”

　　我愚蠢地问道：“我不是已经摘帽了吗？”因为，在宣布对我“摘帽”的大会上，领导明明讲过：“以后就一视同仁了。”

　　演员脸一红，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类似的经历还有几次，都是这样先喜后忧，不了了之。

　　一位基层女干部（女同志当中的热心人特别多）见我“傻得不透气儿”，就对我把话挑明。她说：一位领导干部向她亮了底：所谓“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属于“内专对象”一有运动，还要“掂出来”“咱们不外气，这话我才对你说。你想想，这么厉害，谁敢跟你结婚？”

　　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害怕。在经济困难那个时期，有一些家境不好、文化不高的姑娘不怎么顾虑我的“摘帽右派”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又出在我身上了知识分子即使倒霉了，“落魄”了，一旦处境稍有好转，由于“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而留在头脑里的“混帐话”仍然要飘浮起来；尽管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本本主义”还是难以彻底改掉，内心深处还在想着“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等等。结果，就像另一位介绍人替我总结的：“你愿意，人家不愿意；人家愿意，你又不愿意！”

　　摘帽后三四年平静的年月就在这“愿意”、“不愿意”的交错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果然立即被“掂出来”，头上被扣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这几年的处境使我非常怀念1957年那“和风细雨”的批斗。

　　然而，在连年的急风暴雨之中，喜事的光芒也曾在我面前一闪。

　　1968年冬，我正在“清队学习班”里写着自己的“罪行交代材料”。一天傍晚，红卫兵通知我：有人找。我以为是“外调”。跟他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在街上摆茶摊的老太太，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媳妇。这位老太太是城市贫民，所以她敢在那种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白虎堂”！

　　老太太给我说媒来了。她说：这个媳妇“过门”以后一直受气，被她男人“打神经”了，刚离了婚，求她给她找个人家。她马上想起了我。老太太说：“你们俩怪般配！你一个月50来块钱，两人也够花！”

　　我看看那个年轻女人，她头发散乱，脸色黄瘦，眼神绝望无助，一副典型的“挨打受气小媳妇”的形象，跟我倒真“般配”。可是

　　我对老太太说：“你看，我还受着审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老太太顺口给我讲讲政策这大概是红卫兵预先教她说的。但她又赶快对我进行前途教育：“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太太好心好意，还把我当“同志”。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站在旁边的小媳妇发言了。看来，尽管老太太说她被“打神经”了，她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神经”。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很清醒地向老太太提出抗议：“他怎么那么老呀？”

　　老太太大概对她隐瞒了我的年龄，听了这话，猛然一愣。

　　小媳妇说完那句话，就把身子背转过去。停了一刻，她低着头慢慢走了。老太太也跟她走了。

　　我摸摸自己的脸胡子两个月没有刮，厚得像一片片的毛毡。我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过了40岁！

　　从1966年到1971年，就这样在不停的批斗和“审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