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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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就任美国总统
1876年，海斯以1票的多数击败对手当选为美国总统。任内撤回驻在南方的联邦军队，对南方采取和解政策；在调查纽约海关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撤免了纽约海关总监和总税务司获得好评。还曾否决国会的排华法案，并派代表团赴华谈判修改移民条约。
希特勒实行法西斯专政
希特勒是法西斯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他于1919年加入德国工人党（次年改组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任主席团委员。1921年他以1票的多数掌握该党领导权，任党魁。1933年出任总理。次年8月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兼总理，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
Number：972
Title：空中的488天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99期
Provenance：先生周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我曾经被大风雪吹袭得体无完肤，被打雷闪电吓得缩作一团，但我那份爱心并没有因此而稍减──我要替癌症研究基金会筹募一大笔经费。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86年10月26日那一天，那是我沿着梯子爬上杆顶那间红色小木屋的第一天，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将是一种多么艰苦的经历。
一股力量促使我一定要成功，因为我的姐姐──24岁的碧姬得了霍奇金氏病，这是癌症的另一种形式，好几次几乎一命呜呼。
当我爬上那把梯子时，心里就希望能够筹得1万元，但愿癌症不再在人间肆虐。每次想到返回地面时，我便口对心说：“不成！你不能对碧姬置之不理！”
一个晚上，由于感到太孤独，竟然哭了，好像这个世界已经遗弃了我似的。从这时候起，寂寞感不时袭入我的心头。
有时当我想到如果在地上我会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心里更加难过，因为我极有可能坐在我的车子里到处兜风，跟朋友谈笑风生，或径自上夜总会。
可是，环顾一下我的房间时，我就会对自己说：“别自怨自艾。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我“房间”的面积，只有6×7英尺，每天我起来走动时它便摇摇欲坠。由于我在那里放满了文件和相簿，空间便更加拥挤了，睡眠时也只能蜷缩在一只睡囊里。
我用一只电炉取暖。用一架运动脚踏车和一对哑铃锻炼。还有一台电视机、一部电话和一个极小的洗手间。
我的母亲和姑母把食物带给我，我用篮子把它拉上来。在我脚下，有一扇和梯子相连的活板门，我的好友不时来探望我，逗留1个钟头左右。没有一个太久的，因为这里太枯燥无味了。
一个晚上，我在梦中惊醒，发觉我的小屋子左摆右摆，前仰后合，原来外边正刮着飓风，风速每小时达72英里，正在吹袭我的“危巢”。
有时，我的屋子就像一匹野马在作老虎跳。书籍、茶壶和衣物纷纷从架上倒下来。
我估计这间屋子快要变为我的棺材了。
通往安全地带的梯子就在我脚下，但我下定决心，要坐在屋子里等待雨过天晴。
暴风把台架吹得团团乱转，使我感到要呕吐。
我对自己说：“你永远也不会活着出去了。”
但是，我要留下来的意念却越来越强。“上帝帮助我渡过这难关吧！”我开始祷告，“只要赐我死里求生的力量便行了。”
最后，暴风雨终于停息了──我能够活下来，使我对打破那世界纪录更具信心。
话又得说回来，这上面的生活，也不完全是那么艰苦的。晚上我会倚在窗边俯瞰下面睡着的城市。
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美丽宁静。这时候，我就会对这间架在电线杆上的屋子疼爱有加。何况我还有一只猫咪做伴，使我不至于整天胡思乱想，闲时我就把一只玩具老鼠抛到架子上面，由猫去把它捉回来，就这样我们也可以玩几个钟头的。
我的“杆顶静坐”又使我认识了一个好男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结婚。他叫基夫，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的这次“苦行”，他频频从他加州蒙特的家里打电话鼓励我。
最后我们竟然恋爱起来，他甚至要求我跟他结婚，但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直至去年，这里的《咨询》报社才用飞机把他接来。
《咨询》这份报纸很有人情味，当我感到寂寞时，该报社又把我母亲用一只篮子载着送上来，让我享爱一下被她拥抱的温馨。
当我回到地面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呆在那里的几百个寂寞的漫漫长夜。我只希望这对打击癌症有点帮助。要真能这样的话，我所吃的一些苦头也就值得了。
Number：973
Title：教育的贫困
作者：潘益大
出处《读者》：总第99期
Provenance：危机深重的中国教育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之一：SOS救救“三童”
乡间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新任县长艰难地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虽是春风和煦，桃花盛开，周围一片升平景象，他的心情却郁闷异常。
他沉重地抬起业已谢顶的脑袋。前方小河边，一座崭新的三层楼房突兀眼前。屋顶上，那高高竖起的鱼骨天线，正傲慢地睥睨着这个不速之客。
主人斜躺在豪华的转弯沙发上，递上一一支“万宝路”：“王局长，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
“我来看看阿兴，听说他已几个月未去学校读书了。”王局长望着这个远近闻名的运输专业户，心里很不是滋味。
“哈哈，原来是动员阿兴读书！我问你：读书有什么用？”
“阿兴才15岁，书还是要读的。那年上初一时，他正好在我班上，在全县数学竞赛中他还得过名次！”
“老皇历！过去竞赛数学，现在竞赛赚钱！请问王局长：现在你一月拿多少？”
“按我的职称，是102元……”
“哈哈哈！”未等王局长说完，阿兴父亲又是一阵狂笑，“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局长，一个月才拿100多元，还不如阿兴跑半天运输！难道还要他跟着你再去吃这种苦？”
我们已无需继续描述王局长当时懊丧颓唐的神情。这幕发生在江苏某地的真实情景，已十分典型地向世人透露了当前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奇观：成千上万中小学生的流失，正在无止境地扩大童工、童农、童商队伍！
就在王局长供职的那个县，截止1988年上半年，全县高中生退学有50多人，初中生退学达1900多人，占在校学生6。8％，甚至小学生退学也有340多人。
河南新蔡县有5所高中，1988年招收新生1041名，但到开学半个月后，自动辍学者已达598人，占新生总数57。4％。
在陕西户县，有人调查了9所学校，去年应录取高一新生43个班级，计2255人，但到9月23日，只有1672人入学，余下的人均流失在社会上，有所学校甚至多达一半以上的流生。
在江苏，一向被人称为教育发达地区的苏州，近两年农村初中流生高达11791人。
据统计，1988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流失378万余人，初中在校学生流失361万余人。而据有关方面透露，1986年至1987年间，全国中小学流生竟高达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几百万、几千万身心发育不全的孩子流向社会，当然不会闲居家中，坐等父母喂养，其中75％的人被驱赶着去扮演童工、童农、童商的角色。
福建闽候县，在一次清查中，就发现16岁以下的童工322名，其中小学毕业的107人，占33％；小学未毕业的51人，占16％。那些本应系红领巾的脖子上，如今都挂着皮尺在街头叫卖服装。
“三童”们的收入较之“工资阶层”来说可观得惊人，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无法在雇主、老板的工资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只能按手印。西南边疆一户人家，6个中途辍学的女孩子全是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谈不上。上海一个16岁的“童商”，在个体户父亲开的饭店里帮工，却读不了报。有一天，他忽发奇想，要给过去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写情书，竟无法落笔，结果只好拿出50元钱雇一名秀才代笔！
旧中国曾是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在今后5年到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这是1952年就定下的宏伟目标。到1988年9月7日，国家教委发言人在“国际扫盲日”前夕自豪地宣布：“从建国到1987年，我国已累计扫除文盲1。57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同年同月向世界宣布：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2。29亿人。这就是说，中国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文盲总数8。8亿的1／4，是亚洲文盲总数6。6亿的1／3，远远超过整个非洲文盲总数1。62亿人。严峻的现实是，在世界每4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将近有2人不识字或半识字！
之二：危房咏叹调
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抗日小英雄王璞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寒风中，一旁的纪念“亭”整修一新，气宇轩昂。由省里投资兴建的这一“碑”一“亭”耗资多少？人们不知道。但凡到这里来参观过的四方游客，无不为此而产生崇敬之情。
可是，栖息在这所名为大悲乡野场村小学的师生们，却从未为操场上的这一光辉的烈士祭台而骄傲过。
名为小学，实质不过3间破旧低矮的泥房，其中一间还被教师当作宿舍，全部面积：30平方米，不到一个富裕农民家的客厅。教室里放着13张歪歪斜斜的小木桌，没有椅子，上课时由学生自带。一扇小土窗，宽不足1米，长不到1。5米，终年光线幽暗。唯一的一块木制黑板，已使用了20余年，长年磨擦，黑板变成白板，粉笔字写在上面，后排学生无法辨认。教师没有讲台，上课时，只能把课本、粉笔盒放在第一排课桌上。全校26名学生，分一、二、三年级，全在一个教室内挤着由教师混着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旁看着，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就是1943年5月7日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的抗日民族小英雄“王二小”当年就读的小学的现状！45年过去了，烈士的4个弟弟就在这样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课程。顺便提一下，前两年，省城竖起了王璞群雕纪念碑，有人又出版了《小英雄王璞》的画册。至今一贫如洗的烈士母亲拿着画册对来访者说：“看，这是出的书，又有啥用！”
如果以为危房校舍只是存在于“王二小们”的偏僻农村，那就错了。不妨到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去看看吧，那里还留存着100多所岌岌可危的弄堂小学。
这是一所典型的弄堂小学，原是庙堂，跨世纪的百年老屋，墙壁凹凸不平，轻轻一敲，泥土便和蚂蚁、蛀虫沙沙落下，不时灌进孩子们的脖子里。没有操场，学生们在狭小的天井里做早操；上体育课，就在原先留下的两根大柱子中间安一根单杠，权充体育用具。教室是不规则的，梯形、菱形、平行四边形，可谓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终年不见阳光，大白天必须开灯上课，致使三、四年级的学生都戴上了近视眼镜。有一家电视台要拍当年地下党在一所小学秘密开会的镜头，四处寻觅无着。结果却在这所弄堂小学里意外地找到了最佳外景点。当导演向校方千恩万谢时，女校长却伤心得哭了起来。
就读于摇摇欲坠的中小学危房里的孩子们，比起那些惨死在倒塌的校舍下的同伴来，却又是幸运的。
1987年1月16日，江西会昌县水东小学因厕所楼板塌陷，28个活蹦鲜跳的小学生当场被压死，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惨案；
同年4月9日，沈阳市新民县兴隆堡乡沿海营子小学的厕所壁墙突然倒塌，学前班女学生周淑芝顷刻被砸而死。事隔5天，有关部门在大东区大东路第三小学召开一次现场会，会议行将结束时，几十名男学生上厕所，和厕所相隔1米的壁墙“轰”的断裂倒塌，一年级二班的杨涛和一年级七班的于森被压在断墙底下冤死；
1988年6月20日，浙江青田县东江乡平山村小学几十名学生，因学校两间教室被村党支部书记刘成彩擅自以1700元的价格卖掉，而被驱赶到泥墙倾斜、屋漏如注的村会堂上课。当天上午，暴雨倾盆，学生无法上课，教师呼吁刘成彩立即修理，刘置之不理，致使房倒墙塌，造成数十名学生死伤。当孩子们在瓦砾中呻吟惨叫时，身为一村之主的刘成彩却正在麻将桌边大开赌局！
一位老教育家说，这几年他周游列国，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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