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2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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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科学家会到此为止感到心满意足了，但邦巴尔却不因为取得了科学数据就善罢干休。他关心的是海上遇难的人，怎样才能使他们死里逃生。为了办到这点，他要作一次真正的海难试验！

　　1952年5月23日，试验开始了。他乘着一只特制的橡皮筏从摩纳哥港出发。他给橡皮筏取名为《异端号》。同他一起出海的是位英国朋友，航海家杰克·帕尔默。两人用十八天到达了巴里阿里群岛。十八天中，他们吃生鱼和浮游生物，喝的是鱼身上的汁水和海水。

　　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邦巴尔想到，如果他志愿从旧大陆漂泊到新大陆，他的理论就不再有人会怀疑了。帕尔默认为此举纯属自杀行为，拒绝参加这次航海。于是，邦巴尔便单独制定了横跨大西洋的计划。

　　1952年10月19日，阳光明媚，邦巴尔升起《异端号》的小小风帆，从加那利群岛的帕尔玛岛出发了。眼前是浩翰的大西洋，他将在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独自征服大洋。他计划向南航行，顺着西风到达北回归线，从那里，东北贸易风就会把他带到南美洲。很少人相信这个计划行得通。出发前有人想通过他妻子吉莱说服这个年轻的“疯子”。吉莱刚生了女儿纳塔莉，但她相信丈夫，拒绝了别人的请求。

　　搏斗

　　邦巴尔出海的第一夜就遇上大风浪。风暴持续了六天。惊涛骇浪铺天盖地向他袭来。除了海水什么也没有，但信念使他继续前进。

　　四天后，《异端号》的帆被强劲的海风撕成两半。邦巴尔换上了一个新帆，可是不到半小时，连帆带绳又被风刮走了。小船在风雨中飘摇，邦巴尔开始担心起来。10月27日，邦巴尔在船上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捕到了一只鸟，生鸟肉虽然难吃，他还是吃下去了。

　　次日，他的手表坏了。从此以后，他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好在鱼儿很多，每天晚上都有十来条飞鱼落在雨篷上。每天早上，他都挑两条最好的飞鱼吃下去。但他开始感到坐卧不安。他的双脚浮肿，两腿麻木，坐着屁股痛，躺下骨头痛，站着也不舒服。他只好不时变换姿式，有时就干脆跪在船上。后来，他的指甲开始脱落，手背也出现了奇怪的斑疹。

　　他知道，遇难者要生存，就得从严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定了一套作息制度。每天早上吃二三条夜间落进筏里的飞鱼，然后开始钓鱼。找够白天的食物；接着做半小时柔软体操，以防肌肉萎缩；中午，是定方向的时候；下午整整两个小时是科研和医学观察：量血压、体温、查小便。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筏子。小小的漏气孔便意味着死亡。他注意到，老在一个地方即使轻轻磨擦，橡皮也会磨损。于是他每摇一次桨就换一个位置。夜里，他用筏上的篷布裹住全身，睡觉时只露出头来。

　　11月27日，他发现船上有一只苍蝇。这是好兆头，快到陆地了！但到第二天，还是看不见陆地，他开始不安起来。他已飘流了41天，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陆地呢？他开始腹泻，有时一天要拉20次之多。到12月1日，大便里带血，这使他十分忧虑，情绪低落下来，书写日记的字体也模糊不清了。几天过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怎么办？于是，他就提前写了遗嘱：希望把他的日记编成书；安排好他夫人和女儿的生活；他的试验进行了50天，死了也值得；最好在将来的中、小学宇宙知识课中增加航海知识。然后，他就把写好了的遗嘱装进瓶子里密封好，抛入大海。

　　可是，幸运之神又一次向他招手了。12月10日，当他刚从睡袋里爬起来时，他突然象触电一样跳起来，高声叫喊：“船！一条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阿拉卡卡号》货轮。

　　1952年12月23日，经过65天海上航行，邦巴尔到达了巴巴多斯。他身上掉了90磅肉，周身都是病痛，可是毕竟活了下来！

　　海军的榜样

　　邦巴尔的事迹传遍了全球。人人都说他是位英雄。在法国奥利机场上人山人海，热烈欢迎这位英雄胜利归来。他写的《志愿漂泊者》一书畅销一空。但是，邦巴尔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以后几个月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异端邪说”，他又航行了5；500海里。同时，他还发明了一套标准的海上自救设备，包括救生筏、渔具和小网。

　　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对邦巴尔的设计作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他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苏联海军和空军完全根据这位法国人的经验，为水手和飞行员开设了自救训练项目。法国军医局局长加布里埃尔·奥里成了“邦巴尔”方法的积极赞助者，几乎全世界所有海军都采用了他的方法。

　　一九六0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海上安全大会，公布了一项规定：凡排水量为五百吨以上的商船都必须装备按照“邦巴尔法”制造的自动充气救生筏。七年以后，法国政府颁布了一条通令，将这条规定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商船、渔船以及游艇。

　　三十年过去了，邦巴尔现在已是土伦港外海洋了望台的台长。每天他收到四百多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人们心目中，他仍然是位英雄。

Number：4745

Title：周恩来同志谈个人经历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3期

Provenance：《了望》

Date：1984。2

Nation：

Translator：

　　1946年8－9月，周恩来同志应《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李勃曼之约，谈了个人的经历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是其中个人经历的前一部分。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父，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

　　十五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当时，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参加北伐。

　　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1925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