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 文本文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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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筒里说，我的思绪被猛地拉回到电话上，拉回到这个朦胧的早晨。他说：“是的，我们很好。你那里怎么样？”这听起来不像是病人。也不是我们的女儿迪伊，这一点我能肯定。从他讲话的正式口气中我可以听得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休的某位同事，或者医院里的某位实习医生。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来请教病例，但是，通常不会在早上五点钟。我从被单下面溜下床，赤脚走过房间来到窗前，我想看看大雨有多大，会不会又灌进地下室，把热水炉上的指示灯冲坏。我望着窗外冰冷瓢泼的大雨、淡蓝色的雾气和已经涨满了水的街道，打了个寒颤，希望我们的房子更容易暖和起来。当我们购买这栋又大又不实际的房子时，我几乎把休给逼疯了。尽管我们在这房子里已经住了七年，我仍然拒绝批评它。我喜欢那十六英尺高的天花板和镶有彩绘玻璃的楣窗。还有那个塔楼——天哪，我太喜欢那个塔楼了。多少房子有这样的塔楼呢？你必须爬上塔楼中一段旋转楼梯，才能到达我的艺术室。我的艺术室是用三楼阁楼改造出来的，有一面陡斜的天棚和一扇天窗——非常僻静和迷人，被迪伊誉为“长发姑娘的塔楼”。她总是拿它来调侃我。“嘿，妈，你什么时候会把自己的长辫子放下来呀？”那是迪伊顽皮的时候，迪伊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她的意思我们俩都明白——我已经变得太封闭自守了。太传统了。去年圣诞节，当迪伊在家的时候，我在冰箱上用磁铁贴上了一幅盖瑞·拉尔森的漫画，宣告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漫画中，两头奶牛站在田园诗般的牧场上。一头奶牛对另一头奶牛说：“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不满足。”我是想开一个小玩笑，逗逗迪伊。我仍然记得，休看过之后大笑起来。休一整天把人当作罗夏墨迹测验来解读，他竟然没有看出任何门道来。倒是迪伊在漫画前伫立良久，然后，她朝我怪怪地望了一眼。她压根儿没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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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美人鱼椅子（3）
说实话，我一直感到烦躁不安。那是从秋天开始的——一种时光流逝、被耽搁和禁锢的感觉，我甚至连艺术室都不想上去。这感觉会像沉在海底的货柜一样突然浮起来——牧场上的奶牛出人意料的不满足。不停地咀嚼同样的刍草。随着冬天的降临，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位邻居在房前的人行道上跑步，我就想象他正在为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进行训练；或者，我读书会里的一位朋友，逐个细节地讲述她身上系着橡皮带，从澳大利亚的一座桥梁上跳下去的经历；再不然——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了——一个电视节目播放某位无畏的妇女，独自遨游希腊的湛蓝海域。在所有这一切下面，似乎都流动着一条粼波闪烁的小河，像是血水/体液/酒浆，像是生命活力，无论那是什么，都令我心驰神往。这使我感觉到，自己被剥夺了广阔无垠的世界，被剥夺了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非凡壮举——虽然我并不想做任何同样具体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心中的渴望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天早晨，当我站在窗前，我再一次感到了那种渴望，它迅速而悄然地在我心里滋生出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休似乎觉得，我的小小情绪低落，或者，无论我经历的是什么，都是因为迪伊离家上学的缘故，老一套的空巢期之类的东西。去年秋天，在我和休帮助迪伊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匆忙地赶回家，以便休参加一项整个夏天他都为之努力训练的网球比赛“维沃里·哈里斯癌症研究筹款年赛”。
三个月以来，他一直待在佐治亚州的酷暑中，手上握着漂亮的王子牌碳纤维网球拍，一周训练两次。结果，我从纳什维尔市一路哭回家。我脑子里一直想象着，当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迪伊站在宿舍门口挥手向我们道别的样子。她用手触了触自己的眼睛、胸脯，然后指一指我们——这是她从小时候开始做的一个动作。眼睛。心。你。我承受不住了。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尽管我一再反对，休还是给他的双打伙伴斯科特打了电话，让他替自己参加比赛。休待在家里，跟我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军官与绅士》。他竭力装作喜欢这部片子。那天我在汽车里感到的那种深刻的悲哀，持续了两个星期，最后终于过去了。我确实想念迪伊——我当然想——但是，我相信那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休最近一直催我去看伊尔克医生，她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精神病医生。我拒绝了，理由是她的诊室里有一只鹦鹉。我知道这会让休恼火。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一点儿都不反对人们养鹦鹉，除了他们把鹦鹉圈在小笼子里这一点。我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借口，让他明白我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真。我如此违拗他的意愿，实为罕见。“她养鹦鹉，那又怎么样？”他说，“你会喜欢她的。”我大概会吧，但是，我无法让自己走那么远——在童年的字母汤里荡起小舟，舀起一个个字母，将它们重新组合，希望排列出一些精辟的句子，以便对当今事物的发展做出解释。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我偶尔在脑子里幻想看伊尔克医生的情形。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她一边哼着一边在她的小本子上做记录——那似乎是她做的唯一的事情。我想象她的鸟是一只洁白耀眼的白鹦鹉，栖息在她的椅背上，大声聒噪各种谬论，并且，像希腊悲剧里的歌队一样，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你很自责，你很自责，你很自责。”不久前——我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支配——我将这些同伊尔克医生见面的虚构场景都告诉了休，甚至包括鹦鹉。休笑了。“也许，你只要去看那只鹦鹉就行了。”他说，“你的伊尔克医生听起来像一个白痴。”此时此刻，休在房间的对面，一边听着电话里的人讲话，一边嘟囔着“嗯……嗯……”他脸上的肌肉缩成了一团，迪伊称之为“大皱眉”。你几乎可以透过那眉头紧锁、严肃认真、全神贯注听人讲话的神情，看到他大脑里各种各样上下摆动的活塞——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霍尔奈、温尼科特。风刮在房顶上，我听到房子又开始唱歌了——总是如此——那歌剧般的声音仿佛贝弗利山庄的“尖叫”，我们喜欢这样说。还有关不上的门，突然拒绝冲水的古老马桶（“马桶又便秘了！”迪伊会喊起来），而且，我还要不断地提高警惕，防止休把那些居住在他书房壁炉里的飞鼠赶出去。他喜欢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离婚的话，一定是因为那些飞鼠。但是，我热爱这一切，真心地热爱。我只是讨厌地下室进水和冬天房子里的穿堂风。现在，由于迪伊进入了范德比尔特大学上一年级，家里空荡荡的——我讨厌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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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美人鱼椅子（4）
休驼着背坐在床沿上，两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头两节脊椎骨从睡衣下面凸出来。他说：“你知道这情况很严重，对吗？她需要看医生——我是说，一个真正的精神病医生。”休似乎正在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讲话，他平常不这样的，但是，我这时已经肯定打电话的是医院里的某位实习医生了。我透过窗口望出去，整个住宅区好像都被雨水淹没了，那些房屋——其中一些宛如方舟般巨大——似乎有可能脱开地基，顺着街道漂走。我不愿意去想自己要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出门，但是，我肯定会出去。我会驾车去桃树街的圣心马利亚教堂，在额头上抹上圣灰。迪伊小的时候，把教堂误叫做“悚心马利亚教堂”。我们俩现在有时还这样称呼它，我忽然想到这名字多么贴切。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马利亚尚在人间，就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其中包括我那孜孜不倦地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她或许真的会感到心惊肉跳。她身居一座不可思议的高台上——完美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完美母性的楷模。她可能正站在上面朝下张望，希望找到一架梯子、一部降落伞，或者任何能够帮助她下来的东西。父亲去世之后，我每年圣灰星期三都去教堂，没错过一次——一次都没有。当迪伊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带着她去，用厚厚的毛毯把她裹得像一个印第安人的婴孩，另外装备上橡皮奶嘴和一瓶瓶挤出来的母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锲而不舍——年复一年地去“悚心马利亚教堂”。牧师沉闷单调的祷词：“记住，你本是尘土，仍将归于尘土。”额头上抹一抹圣灰。我只知道，我用这种方式让我的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这会儿，休站了起来。他说：“你想让我告诉她吗？”他望了我一眼，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在我的想象中，一道白色浪头从街道上涌过来，扫过拐角上年迈的宛迪佛太太紧挨着车道建造的那个凉亭。那浪头，不是海啸般排山倒海的巨浪，而是山坡上熠熠发光的泥石流，朝我扑过来，将所有荒唐的凉亭、信箱、犬舍、电线杆和杜鹃花丛都一扫而光。一次彻底的、毁灭性的大扫荡。“你的电话，”休说道，我站着没动，他叫我的名字，“杰茜，电话。是找你的。”他伸出手把话筒递给我，他坐在床上，一头浓发在脑后像小孩子的一样乱翘着，他的神情严肃不安。窗户上雨水淋淋，无数银亮的细雨点落在屋顶上。
2
我伸手拿起搭在床柱上的睡袍。我一边将睡袍披在肩上，一边接过电话。休站着，犹豫不决是否应该离去。我用手捂住话筒。“没有人死了，对吧？”他摇了摇头。“去穿上衣服，或者回到床上。”我跟他说。“不，等一下——”他开口道，但是，我已经朝电话里喂了起来，他于是转身走进浴室。“可怜的东西，天刚亮我就把你们吵醒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但是，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起来太久了，完全忘记了时间还太早。”“对不起，”我说，你是谁呀？”“天哪，我真是个头号的乐天派，我还以为你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呢。我是凯特。白鹭岛的凯特。你的教母凯特。那个给你换臭尿布的凯特。”我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她一向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一位六十几岁的娇小女人，脚穿高跟鞋，配上翻出花边的袜子，人们以为她只是一位玲珑古怪的老妇人，其威胁性已经同她的骨质一起变得稀松了。这可是一个危险的大错觉。我在床上坐下来，心里明白，她打电话来只有一个原因。一定是因为我的母亲，疯狂得出了名的奈尔·杜波依斯。从休的反应来判断，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母亲住在白鹭岛，那里曾经是我们的家——除了隔壁是一所本笃会修道院之外，我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当你有三四十位修士做隔壁邻居的时候，你怎么能说正常呢。我父亲的船骸被冲到了修士们的地界上。几位修士把上面印着“杰茜海号”字样的船板送到家里来，像递交军旗一样交给母亲。她默默地在壁炉里生起火，然后，打电话把她们三人帮中的其余两位成员找了来——凯特和赫普吉巴。她们来到家里，同修士们站在一起，望着母亲庄严地将船板投进火焰里。我凝视着字母被烧成黑色，船板被火舌吞噬了。有时，我半夜里醒来，还会想起那情景，我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回忆起这件事。没有葬礼，没有追悼会，只有那个片刻去追忆。自那以后，母亲开始去修道院给修士们煮午饭，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煮了三十三年。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她的精神支柱。“我真的相信，我们的小岛沉到了海里，你都不会在意。”凯特说，多久了？自从你上次回来，已经有五年六个月零一周了吧？”“听起来没错。”我说。我上次去看母亲的时候，是她七十岁的生日，那真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我是带着十二岁的迪伊去的，我们送给母亲一套从赛克斯百货公司购买的华丽的红色丝绸睡衣，非常有东方味道，上衣上刺绣着一条龙。母亲拒绝接受。理由极其愚蠢。因为那条龙。她不停地把它称作“野兽”、“魔鬼”和“道德败坏的化身”。她说，安提阿的圣玛格丽特就是被幻化成龙的撒旦吞噬的。难道我真的指望她穿这样的睡衣睡觉吗？当她如此行径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说服她。她把睡衣抛进垃圾桶，我们也打包离开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面容是她站在门廊上，大喊着：“你们要走，就别再回来！”迪伊，可怜的迪伊，她只想要一个半正常的外祖母，她哭泣着。那天，凯特用她的高尔夫球车把我们送到了码头——就是她在海岛的土路上横冲直撞地开来开去的那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