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五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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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
第五辑 里根葬礼观后
2004年6月5日，人们正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庆典，传来了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消息。之后，美国人一直在默默等待，等着里根总统的葬礼。
前总统里根，如布什总统在葬礼上说的，“我们失去他其实已经十年了”。十年前，里根被诊断出患老年痴呆症，就退出了公共领域。在最后神志清醒的时刻，里根手书文字致美国公众，向大家告别。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病状，表现了一个绅士的勇敢和尊严，他对他的同胞们说：“现在，我开始了旅程，它将把我带向生命日落。我知道，美国永远会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十年之后，我们和美国公众一起观看他的葬礼。感受整个过程传达的里根精神遗产，以及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表现出的和我们的文明来源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前总统的大型葬礼，电视报道整个仪式过程。里根葬礼在华盛顿开始，先是把棺木从白宫运送到国会大厦，让公众有机会前往告别。一英里半的路程中运送棺木的是马车。这个传统始于林肯时代。林肯的整个总统任期，领导了一场南北战争。战争刚结束就被暗杀。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死于疆场的士兵，于是开创了以马拉炮车运送总统棺木的先例。这个做法再次使用，是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他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要求找出林肯葬礼的全部细节，并以同样方式安葬他。也许被枪杀在任上的肯尼迪，使杰奎琳感觉她的丈夫和林肯一样，也是一个“战死的士兵”。从此这成为美国最隆重的总统安葬仪式之一，由此也开创了一个传统：安葬总统的仪式细节，是依照第一夫人的意愿安排，而不是政府做主——他是总统，更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的通宵站在队伍中，等待进入国会大厅向里根告别，有的站在灵车经过的大街或高速公路旁，迎送灵车。在灵车开过时，没有人失声痛哭，人们只是保持静默，一些人挥舞着小小的国旗，一些人行军礼，一些人鼓掌，一些人向南茜挥手致意。
我们很习惯“瞻仰遗容”的说法，但里根的棺木始终是完全闭合的，上面覆着国旗。人们在棺木前站一站，有时画个十字。亲人和亲近的朋友会走近，抚摸棺木上的国旗，作为和里根告别。南茜出现时，身边照护她的不是一个搀扶她的女护士，而总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得体的中年军人，很绅士、很自然地伸出自己弯曲的右臂，让里根夫人一直挽着他。这也是和我们东方人不同的文化习惯。
虽没有有组织的大型集会，只是人们随意参与，里根葬礼给人的感觉却极为隆重。美国总统是宪法规定的三军统帅。所以，始终有各军种的代表和仪仗队守护。有二十一响的礼炮、有四个并列的战机组从空中飞过。当四架飞机并列开过的最后一刻，其中一架突然离开队列，垂直向上，向着无垠的太空飞去。美国人把这个仪式叫做“一个人的离去”，象征着他离开大家，被上帝召唤而去。果然，在莽莽落基山脉中，夕阳金色余晖下的一座山顶上，安葬仪式正在最后一刻，抬守棺木的军人一起托起棺木上的国旗，此时，四架战机呼啸而来，突然，其中一架指天“离去”——这整个场景，大概可以算是最慑人心魄的行为表达了。整个葬礼中，人们的目光始终被仪仗队的军人、灵车、战机等等所吸引，而不会注意一个默立一旁的人。他是整个葬礼的安排者，美国人叫他葬仪指导。实际上不仅总统享有葬仪的设计，美国的殡仪馆都有这样一个职位，负责设计和指导人们如何让亲人有自尊地走完最后一程。在里根葬礼中，所有的活动，就连仪式最后时刻和日落时分的完美吻合，也是设计的结果。这个职位的设立和对葬仪设计的重视，从南北战争之后就开始了。
国会大厦的告别仪式之后，正式葬礼分两部分。国家的葬礼在华盛顿巍峨的国家主教堂完成，然后棺木运往加州，在安葬地里根图书馆举行安葬仪式。后者更有家葬的意味。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非政治性的政府追悼会，而是宗教仪式。主持仪式的是神职人员，而不是政府官员。此中的意味是，当“你的时刻”来临，不论是谁，肉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而你的灵魂，将在牧师带领的祈祷声中，回到上帝的身边。对这些西方人来说，对于良善的坚持、对灵魂救赎的重视，来自于这个文化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而后者更为重要。他们相信人不是完美的
——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有罪的。可是，人可以通过爱，使精神上升，从而净化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