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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

吾师余秋雨-第37部分

小说: 吾师余秋雨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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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 
  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写出湖湘文化的影响,从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积极意义。其实,无论是从余老师的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还是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显现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觉出作为湖湘文化重要内容的“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对他的重大影响。 
  余秋雨先生不仅喜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文传统,还对湘菜情有独钟。每次来湖南,他都要与学生们聚会,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为江浙人,他不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们领他去吃湘春楼的名菜水煮活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郊区株易路口,走进简陋的小店,品尝一大脸盆鱼,吃得赞不绝口。也许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瘾,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经常点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欢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请我吃饭,宴设假日大酒店,点的是满满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几位学生一起去看先生,他与夫人马兰商议,还是在一家湘菜馆请我们吃饭。我们来到华侨城边上的一家饭馆,先生说这里的湘菜最正宗,进去之后,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与他们夫妇很熟悉,“余老师、马老师”叫个不停,很是亲热。点菜时,根本不用菜谱,他如数家珍地点了一大桌,还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今日不巧,店里没有新鲜鱼头,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酱辣椒蒸鱼头了。 
  余秋雨老师在《千年庭院》的结尾处写道,“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这篇文章我读过许多遍,每每读到这段话,都不禁泪水朦胧,发热的眼眶里浮现出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余老师的湖南学生很多。湖南进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有几百人,现场听过他讲课的有几千人,电视上看过他讲学的有几十万人,读过他的书的人则是数不胜数。据我所知,不管是哪种情况下相识,他都会很珍惜缘分,不管他教过你多长时间,或者根本不曾谋面,只是通过屏幕和书本相识,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并且尽力相帮。见不着面时,一封信写过去,不日便会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机会在一起,不管讲学、应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问题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学生因病去世后,其女想报考父亲的母校,余老师知道后,虽然他当时极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计帮忙联系,而且一直牵挂在心,来岳麓书院讲学时,还在问询这事,并看望了学生的遗孀和女儿。这次余老师到郴州讲学路过长沙,聚会时看到一位学生气色不佳,离开湖南时一再叮嘱我,要与这位学生聊聊,并托我转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积极生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2)   
  湖南号称“戏剧大省”和“电视大省”,涌现过不少优秀的戏剧剧目、电视剧和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电视艺术家。其中不少艺术家听过余老师的课,不少剧目和节目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余先生的影响。前不久,我与余老师谈到一部有争议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也曾听过余先生的课,余老师托我转告,面对批评不要紧张,要有自信,这部片子总会有人写的,如果需要,他愿意给这部片子题写片名。 
  学生需要,余老师会毫不犹豫给予援手;先生有事,他则不愿学生为他担心。当他遇到不公正的舆论环境时,学生们也曾写信、打电话、甚至拍电报,安慰、声援老师,并要求写稿子参与讨论。而余老师则以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回应大家,认为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要大家安心做自己的事,不要介入无意义的纷争。这次在湘南大学讲学,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余老师十分宽容大度,一再要求学校领导不要难为这个学生。 
  二 
  余秋雨老师与湖南结缘,应始于岳麓书院。但令人们始料末及的是,也是因为这座名闻天下的岳麓书院,使浩荡湘水掀起了澎湃的“余”波。 
  据说,清代有一位湖南名士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的学子不买他的账,处处与他为难。他作了一幅对联,硬是把那些人震住了。联曰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笔者把这幅充满湘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对联中的一句稍加改动,自然有些玩笑意味,但如果以湘水代湖南,以波澜寓影响,余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确实曾经令湖南的文艺界、知识界风生水起、波涛起伏。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七月流火的长沙闷热异常。火热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余秋雨老师的头像和岳麓书院的背景,煽情的文化广告一再强调“千年学府,世纪之交,学术盛会,麓山论道余秋雨设坛岳麓书院”。不少媒体采用多种方式,预告余秋雨要来讲学的消息,也发表了一些人对这次活动的担心和质疑。 
  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我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又能见到先生听他演讲,这是难得的启迪和享受;忐忑的是如此情势,恐怕会起一场风波。大约是七月八日,新闻界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余老师已经到了长沙。我问住在哪里?他说不能告诉我,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觉得奇怪,先生来湖南,一般都会提前告诉我,行程紧急也会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有一次他来长沙给全国获奖的电视编导讲课,就是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我问他在哪?他说就在我楼上,我以为他开玩笑,上去一看,果然在那里。这次他来长沙,一点信息都没有,使人将信将疑。 
  我到附近几家宾馆查询没有结果,最后来到九所宾馆。担心总台保密,便直接上楼问服务员。服务员看我不像坏人,便问是不是马兰的先生,我连忙说是,她告诉我先生在二零五房。敲开房门,先生惊喜地起身迎接。他说正在找我,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将寻找经过简述一遍,便向先生讲述了心中的忐忑,还向先生提出电视广告中说的“论道、设坛”不妥,影响形象。先生听了以后,马上给电视台的人打电话,要求修改,但对方答复已经这样了,不好再改。 
  余先生告诉我,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找个清静地方改剧本,中央电视台请他把黄梅戏《秋千架》改成电影剧本,要尽快交稿,他看了看地图,考虑到自己是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便决定来湖南,既然来了,邀请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也是自然之事。 
  聊了一会,我说想请先生吃饭,他却说他要请长沙的学生吃饭。因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我连忙约来几位校友,与先生共进午餐。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应该是岳麓书院这所千年学府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在这座千年庭院里,将第一次出现四百位听众现场听讲提问,整个过程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互联网站实况传送的空前盛况。 
  这次活动的门票十分紧张,很多朋友找我讨票,我上窜下跳也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本人也是多次找电视台的朋友,最后在台领导那里才谋得一张。 
  那天下午,天一直下着雨,给闷热的长沙带来了些许凉意。 
  演讲定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开始,我三点钟赶到岳麓书院,只见门外围着几百名没有入场券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还是从几百里以外专门赶来听课的。进门之后,场内已挤满了听众,大家撑着雨伞,穿着雨衣,在雨中静静地等待着秋雨老师的出现。 
  下午四点三十分,演讲开始了。余秋雨先生被雨中的听众感动了,他走上台来便说:“我没有料到今天的场面会如此奇特又如此感人,下雨,大家穿着雨衣,带着伞,在这个千年学府里边聚会。”他称自己这次在岳麓书院的讲学,不是什么“设坛论道”,而是“朝拜千年庭院”,是“众学子朝拜”,自己则不过是这次朝拜的“主持者”。 
  此次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主题是讲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余先生认为,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华文化还没有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形象屹立于当今之世。如何把文化的高贵传承下去,他觉得可以在以往的中华文化传承中搭建的经典学理、世俗民艺、信息传媒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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