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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故事4-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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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烟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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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连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说巴洛玛病重,眼睛瞎了,双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来拜托邻居转告我,他们无法再付房租,带着两个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玛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们,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玛的情况之后,我提早离开岛上,飞去了马德里。赶去巴洛玛父母亲在城郊的花园房子,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态下,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他说次日一早开车来马德里接我,一同去乡下住几天。本来,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是巴洛玛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梦土,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只是没有跟去过。这一回,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车子一来接,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社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一停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时由故乡开出来,中午一点左右便可以抵达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就跳上车去了。以为来接的只是他一个人,进了前座,才发觉巴洛玛半躺在后车厢。那部老破车子体型大,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档的空隙,挤到前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里,巴洛玛却包着毛毯,用大枕头垫着。我上去亲亲她的面颊,拉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我的脸上,轻轻的问:“亲爱的,看得清楚我吗?”说时湿了眼睛,可是声音是安静的。她不说话,只是笑了笑,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梳也没梳,如同枯黄了的麦梗。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沧桑。“带我出城去,快点,四周太闹了”。巴洛玛说。我在一个比较不挤的街角下车,买了一大口袋饮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车。夏依米说一路开车去乡下,七八小时的路,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巴洛玛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苍老了许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说没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会,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轻声和开车的夏依米说话。“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病成这样了?”夏依米叹了口气,说:“查不出来,身体上完全健康。焦虑太久搞出来的,你知道,失业都快两年了。”我深知巴洛玛的性格,在沙漠时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的等待一切灾祸——她想象出来的。这两年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积蓄眼看快要贴光,她天天在家发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责很深,到下午说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过了几天,我又没找到事,回到家看见她在地上爬,问她怎么了,说腿没有知觉,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将她送到医院去,从此就不肯讲话,也不吃,也不问孩子,拖了一个月完全查不出毛病来,实在撑不下去,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有没有再找事?”我问。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顾,孩子的饭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没有事情好做。”说着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我快快回头看了巴洛玛一眼,抽了一张化妆纸递上去,夏依米很大声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玛。 
  “我们在哪里了?”她问,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断出现的古堡,跟她说,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加斯底亚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玛要起来,我用身体斜过去给她靠着。她说要看古堡。“你看!亲爱的,你的眼睛没有瞎,是心理上给关闭住了,乖!你靠住我,试一试,去看。”我摸摸巴洛玛的头发,在她耳边说。“看不见。”说完这话又要躺下,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高兴我住?” 
  我问。她点点头,将脸侧过一边去,慢慢流下了眼泪。“我来,给你剪头发,洗小孩,煮中国菜,然后说话,讲我们的沙漠,还有台湾……。”我替她擦眼泪,又轻轻的说。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间好多。”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要赶回去。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我说住一阵再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开。在我的观点里,阿斯都里亚的山区是人间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开车去过。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铭心的美,看了剧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今生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还有那个神父了!”我说。强尼是一个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一再讲起的故乡人。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说他们自私、小气、爱管闲事又愚昧保守和长舌,她不跟他们来往。只这两个人,白痴心好,神父谈得来,是巴洛玛所挚爱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妇,说她们是巫婆变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总是包着黑头巾,老在窗口阴沉沉的偷看别人,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亲是空军少将,母亲是一个画家。巴洛玛也学画,师范毕业了出来教小学生的书,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孤儿夏依米——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没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没有一计之长,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一向艰难。直到去沙漠做了总务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这一回,贫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来——那个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巴洛玛噗一下笑了。说强尼分不清时间,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强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见电视里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如果再叫他“璜”这个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巴洛玛话多了些。我说那些寡妇们怎么啦?巴洛玛哈哈笑起来,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个花绸西班牙披肩说:“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她们马上骂你。不要跟她们讲你的事,不要理她们——。” 
  她不自觉,夏依米和我吓得跳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得见我的颜色了?!她根本没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视神经绝对没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自闭。夏依米两年多的失业将她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了?看见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拚命摇她。 
  “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的用手来推我,然后一趴下来,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讲悄悄话。“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不要告诉她。”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她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又有风韵的女人,巴洛玛不及妈妈,每天乱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爱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因为太敏感,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讲,看顺的,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个样子,一颗一颗垂在车窗外,辽阔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产生那熟悉的疼痛。对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狂爱,已经十七年了,怎么也没有一秒钟厌倦过它?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一过“加斯底亚”,那夏日的炎热便也退去,初秋的微凉,由敞开的窗口吹进来。 
  巴洛玛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还拚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觉得他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很不快乐的胖子。将吃,当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经过了拍电报上写的小城“邦费拉达”,看见火车站边堆着煤山,相当闭塞的一种冷静,罩着没有一切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开车来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这个城的经济,可能是守成多于开发,一看就猜到了。城内餐馆不多,表示人们不大出来花钱。倒是药房,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我们弯进了一条柏油公路,小的,两旁全是大松林。车子开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灯火,暗暗淡淡。山区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距离得那么远,使人觉着夜的寂寞和安详。可是毕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小桥边,车子向左一转,柏油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头,颠醒了又不说话的巴洛玛。她坐起来,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线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玛说。“你看到?”“不,我知道。从小在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黄泥巴的老教堂没有一丝灯火,坟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成排成排的竖着,不知名的大树哗哗的在风里乱摇。车灯照过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马,那股味道,并不讨厌,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一个交叉口等着。看见那两个长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来。当年小的那个费南度,我们叫他“南”,总在沙漠里骑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时他才二岁多。而今,一个高高瘦瘦的长发大眼少年在车灯下静静的站着。也不迎上来。 
  “南——。”我向他叫了起来,他抿抿嘴,不动。倒是那个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脸傻笑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夏依米也不停,说家还要得开山路上去。我说孩子呢?叫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时,那等的三个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树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玛乡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顶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内野花遍地。一盏小灯亮着,恰好射在一树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动了一下僵硬的脚,白痴不上来打招呼,抢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车,将巴洛玛抱起来,用毯子盖好,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可是山区凉,白痴拿个大锯子进来,又没锯什么,对着壁炉挥了挥,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进来。“巴洛玛,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给ECHO吃。”大的那个西撒奔到厨房去。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妈妈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玛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脏,倒是那个家,火炉一点上,四周的艺术风味——巴洛玛的风格,全显出来了。“我来弄。”我快速进了厨房。开始煎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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