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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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惊讶。
　　第二天，阿兵去他们单位请来了一位围棋手，棋下得比阿兵要高出一个水平，平时阿兵和他切磋一般他都让两个子，这样下起来才有个较量。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仓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却突然被简化得只剩下温柔和洁白。应该说，这真是个居室对弈的好日子。首盘，父亲开局不佳，没投出二十手，就收子认输了。我不清楚你懂不懂围棋，要懂的话应该明白开局认输决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风。古代有“九子定输赢”的典故，说的是一位名叫赵乔的棋圣跋山涉水，周游全国，为的是寻找对手，杀个高低分明，终于在渭河岸边，凤山脚下，遇到一个长发女子，丈夫从军在外，家里无米下锅，便日日以摆棋摊谋生。两人依山傍水，坐地对弈。赵才投出九子，女子便收子认输，称自己必输一子。赵不相信，女子徐徐道来，整盘棋讲得头头是道，高山流水，滔滔不绝的，但怎么说都是一子的输赢。赵听罢，甘拜下风，认女子为师。就是说，父亲能从十几目子中，看出输赢的结局，正说明他有深远的洞穿力，善于通盘考虑。由此我怀疑来人今天必定要输给父亲，因为棋术的高低，说到底也就是个看棋远近的能力。果然后来五盘棋，父亲盘盘皆赢，来人简直不相信我们说的——父亲昨天晚上才学会下棋！
　　我可以说，父亲对围棋的敏感是神秘的，他也许从第一眼就被它吸引爱上了它，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围棋的出现救了父亲，也帮了我们大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醉在围棋中，看棋书，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得到了充实，精神也振作起来。人的事说不清，谁能想得到，我们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
　　起初父亲主要和院子里的围棋爱好者下，经常出入单位俱乐部，那里基本上集合了单位里的大部分围棋手。他们的水平有高的，也有低的，父亲挨个跟他们下，见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赢一个，下到最后——也就是个把月吧，跟他下过棋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是不服输的。当然，俱乐部不是什么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乐部下棋的。他们到俱乐部来干什么呢？他们倦于俱乐部的应酬，因而更喜欢安居家中，深藏不露的。一个月下来，父亲就成了这样一位棋手——不爱去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俱乐部锻炼了他，使他的棋路更为宽泛、精到，但这里的棋手水平都一般化，父亲已经寻不见一个可以与他平等搏杀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对弈有什么意思？父亲感到了胜利的无趣，就断了去俱乐部的念头。这时候，父亲开始走出去，和驻地镇上的棋手们接触、比试。但是不到夏天，驻地县城一带的高手也全做了父亲的手下败将。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父亲竟然由当初的不懂围棋，迅速成了当地众所公认的围棋高手，独占鳌头！
　　那以后，我和阿兵，还有我现在的爱人（你就喊他小吕吧），经常上市里去给父亲联系棋手，找到一个，邀请一个，安排他们来和父亲对弈，以解父亲的棋瘾。尽管这样找棋手是件劳力费神的麻烦事，但看父亲沉醉在棋盘上的痴迷模样，我们乐此不疲。起初，我们寻棋手寻得有些麻烦，主要是靠熟人介绍，找来的棋手水平常常良莠不齐的，有的虽然名声不小，却是井底之蛙，并无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请来了，结果却是叫父亲生气。因为他们棋术太一般，根本无法跟父亲叫阵。后来，阿兵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人，他爸是体委主任，通过主任引荐，我们跟本市的围棋协会接上了头。从此，我们根据协会提供的棋手情况，按他们棋术的高低，由低到高，一个个去联络邀请。
　　围棋协会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围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围棋冠军。这些人都身经百战的，下棋有招有式，身怀绝技，于无声处中暗藏着杀机，而父亲充其量是一个聪灵的新手而已。可想而知，开始父亲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比试，父亲就同鸡蛋碰石头一样的。但是怪得很，简直不可思议！最好的棋手，只要和父亲一对上阵，他那截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父亲追上、吃掉，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也就是说，面对一位高手，父亲起先也许会输几盘，但要不了多久父亲肯定会转败为胜，并成为他永远不可战胜的对手。父亲的棋艺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同样一位棋手，昨天你还连连赢他，而到第二天很可能就要连吃败仗。说真的，来了那么多位名人高手，几乎没有谁能与父亲对弈、相持一个礼拜以上的，他们来时盘盘皆赢，称王称霸的，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成了父亲的手下败将。父亲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任何对手最终都将败在他手下。这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像定理一样不能例外！后来父亲经常说，他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担心的总不是输给对方，而是怕对方一下子输给他。父亲也知道我们寻一个棋手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请来一个如果上来就败，非但叫我们沮丧，父亲自己也会很懊恼的。父亲是渴望刺激的，他总喜欢有一个强敌立在面前，然后让他去冲杀，去征服，使出浑身解数的。他受不了那种没有搏杀、没有悬念的对弈，就像平常无奇的生活叫他厌倦一样。
　　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位五段冠军棋手在下棋，一盘接一盘的，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的很晚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连赢。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的，呷着盖碗茶，吸着香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而那位冠军棋手则是烟不吸、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棋盘，显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悬在空中，好像手里捏的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枚炸弹，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且犹豫不定的。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脸上的肌肉绷紧、发硬，似乎思索是一种肉体的使劲。相比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平静、泰然、悠闲，好像思绪的一半已从棋盘上飞开，飞出了房间。后来，我又听见他们在收子的声音，接着是冠军棋手在说：“我们再下一盘吧？”我听到，父亲回答的声音很断然，说：
　　“就这样吧，再下我就得让你子了，我是不下让子棋的。”
　　父亲总是这样不客气地拒绝所有手下败将，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一句话，说我父亲是个围棋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听见了吧，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
　　没有了！
　　一个也没有了！
　　呵，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深奥。也许你要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的，这是真的，全是真的。然而，我自己也忍不住要怀疑它的真实，因为它太离奇了。
　　第三天
　　下午都过去一半了，而我的三位同事还没来上班。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天在下雨，这是他们不来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码在我们这儿。然而，我想起父亲——对父亲来说，什么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哪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今天你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诚地望着他，希望用目光争取把他留下来。但父亲总是不看你，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了，于是你上前去，接过他手中要戴还没戴上的通行证，准备去挂在衣帽钩上。就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
　　“不，我还是要去。”
　　总是这样的。
　　父亲要拒绝我们的理由总是简单，却十分有用，而我们要挽留他的理由虽然很多，却似乎没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母亲病得最严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
　　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①的事。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的。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总部，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惟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①。母亲嫁给父亲就是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了。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像父亲当时会多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如何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邻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